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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难设想，如果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想望很高，则他必然容易产生失望。既然最终目的是享乐，所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简易，否则，追求享乐所付的辛苦将超过享乐本身。因此，大部分人的心情这时是既狂烈而又委靡，既紧张而又消极。有时不怕死，但怕继续努力去奔赴想往的目标。
平等会通过更加直接的途径产生我以上所说的各项效果。
当出身和财产的特权一旦取消，各种职业对一切人平等开放，谁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本行的高峰时，则有雄心壮志的人都以为自己有无限光明的前程，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但这是一个依靠经验可以立刻矫正的错误观点。使每个公民都觉得自己前程远大的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使全体公民各自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个人。这种平等从各方面限制着人的力量，但同时又在扩大人的欲望。
他们不但本身软弱无力，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以前未曾料到的强大障碍。
他们虽然推翻了同胞中的某些人拥有的特权，但又遇到了要同所有的人进行竞争的局面。限制依然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当人们到了大家彼此几乎都一样和走着同样一条道路的时候，任何人都难于迅速前进，难于从彼此拥挤的密集人群中很快穿过去。
平等使人产生了追求享乐的欲念，但它没有向人提供满足欲念的方法，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永远相背，经常使人感到苦恼和受尽折磨。
可以想象，人能达到使他完全满意的一定自由的地步，从而无忧无虑地享用自己的独立自主。但是，人决不会获得使他感到满足的平等。
一个民族不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假如有一天真地出现了这样的绝对而完全的平等局面，智力的不平等仍将存在，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上帝直接所赐，人间的任何法律对它总是无可奈何。
尽管一个民族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都是民主的，仍可认为它的每个公民几乎总是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受制于人，并可预见他们永远要将自己的视线盯在这方面。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
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容易得到一定程度的平等。但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在人们将要抓住它的时候就跑掉了，但是跑得又不太远，使人们能够看见它。
结果是它一面跑，人们一面在后边追。人们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它，可是它总叫人们抓不住。它就在人们的眼前，已经能够闻到它的香味，可是却无法弄到手，而当人们将要尝到它的甜头的时候，便离开了人间。
民主国家居民在富裕生活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奇异的忧郁感，以及他们在安逸宁静的生活中有时产生的厌世感，也应当归因于此。
人们在抱怨法国的自杀人数日益增加，而美国的自杀者却很少；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精神失常者却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法美两国患着同样病，但症状不同。
美国人不管心情如何不好，也不会自尽，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准许自杀。尽管美国人普遍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但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唯物主义思想。
美国人的意志坚强，但他们的理性往往薄弱。
在民主时代，享乐的机会多于贵族时代，而且爱好享乐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在民主时代，人们的希望和欲望也更容易落空，精神更容易激动和不安，忧郁感更为深重。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把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的
当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专制君主国时，人们以前在公私两方面表现的积极性将立即集中于私的方面。这样，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将会出现巨大的物质繁荣，但不久以后，速度即将放慢，生产的发展也会停滞。
我不知道能否从都灵人到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找到一个例子证明凡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因此，在自由和实业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
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一般均是如此，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尤譬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永远要通过结社才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几乎一切福利。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广大的政治自由可以完善和普及结社的技术。因此，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对于财富的生产特别有利。反之，你会看到专制对于财富的生产特别有害。
在民主时代，专制权力的特点并不是暴虐和凶狠，而是烦琐和干扰。这类专制虽不践踏人性，但却直接压制经商的天才和开办工厂的能力。
因此，民主时代的人必须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以来不断企求的物质生活享乐。
但是，他们对于这种享乐的过分爱好，有时会使他们一遇到强权就表示屈服。于是，追求福利的激情便会消失，被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却原来企求的目标。
实际上，民主国家的生活中有一个极为危险的转变过程。
当这样的国家的物质生活享乐爱好发展得快于其文化和自由习惯的发展时，就会出现一个人心激动而且似乎不能自制的时期，人们一看到新的物质生活享乐，就想把它弄到手。
由于他们一心一意要发财，所以再也不去理会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你用不着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他们会自动地交出来。在他们看来，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讨厌的障碍，使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实业活动。如果叫他们去选举代表，或请他们亲自帮助当局做些工作，或共同担负一些公共工作，则他们会说没有时间，不肯将他们的宝贵时间用去做没有收益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不宜做的无聊勾当。这些人相信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他们对于这个原则的认识还比较粗浅；而且由于他们过分注意自己所指的个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顾自己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务，而过去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用去操劳公共事务的阶级又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好象出现了空缺，无人管理。
如果在这个危机时期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想要执政，那末，他会发现，篡夺各项大权的道路是向他敞着的。
只要他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就容易听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坏。他的最主要事情，是确保良好的秩序。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通常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以前，往往是先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当公众的激情稍微影响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时，他们立刻会警惕起来，坐卧不安。而长期害怕无政府状态的心理，又使他们经常提心吊胆，一看到出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
我完全同意，社会的安宁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也不愿意忘记，所有的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也经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应当轻视社会安宁；但也不应说，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就足够了。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
这样的民族不但要提防个人的专制，而且要提防党派的专制。
当全体公民都只顾自己的私事时，一些小党也不会放弃其主宰公务的希望。
因此，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以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在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没有参加演出。他们任意规定一切事物，任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竟会被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所操纵，不能不为之震惊。
从古至今，只有美国人幸运，他们避开了我在上面指出的一切暗礁。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值得人们羡慕的。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美国那样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在美国，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热火朝天般地去追求财富。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热情虽然非常强烈，但他们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
一个美国人在专顾私人利益的时候，就好象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在他热心为公务而活动的时候，又好象把私人利益全都忘了。他有时好象是在受强烈的利己主义私欲的驱使，有时又好象是在受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推动。照理说，人的心是不可能这样一分为二的。但是，美国人却能交替地将同样强烈的热情时而用去追求财富，时而用去追求自由，以致使人认为他们把用于两方面的热情合二为一了，使两方面的热情统一在心灵的某个地方了。实际上，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
他们既爱自由，又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不认为参加公务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动要有一个政府来保护：这个政府既能使他们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又不妨碍他们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