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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动物只能满足它们的最基本的需要和最低级的需要，而我们人却能无限地改变和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需要呢？我们在这方面优于兽类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的，而兽类只能依靠本能去探求。在人类社会，有能人教导笨人学习满足自己需要的技能。正因为人能够超越肉体享受，甚至轻视生命本身，而兽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人才能成倍地提高肉体享受，而提高的程度又是兽类无法想象的。
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
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因此，必须使心灵处于强大而有力的状态，并可能随时以这种状态去为肉体服务。
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七章 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盛行时期应当把人的行动目标放长远一些
在宗教信仰的影响强大时期，人们把人生的最终目标放在来世。
因此，这个时期的人自然而然地，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地习惯于一连许多年凝视着一个固定不动目标，并不停地奔向这个目标；他们在随心所欲的前进过程中，学会了抑制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小小欲望，而自我满足于心中的那个伟大的和永恒的志望。当这些人忙于现世的事情时，这种习惯也在指导他们的行动。他们愿意为自己在现世的一切行动定出一个明确的总目标，并尽自己的努力直奔这个目标。他们不会天天改换目标，以追求新的志趣；相反，他们有总的规划，并孜孜不断地终生去追求。
笃信宗教的人民所以能够经常完成目标长远的事业，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追求来世的幸福时，也掌握了获得现世的幸福的重大秘密。
宗教使人养成待人处事都考虑来世的一般习惯。从这一点来说，宗教对于现世幸福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这也是宗教的主要政治作用之一。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的眼光逐渐短浅，最后使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
当人们一旦习惯于不再考虑死后将会如何的时候，很容易对未来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最适合人类的某些本性。只要人们不习惯于将自己的主要希望置于长远的目标，他们自然就想尽快实现眼前的一些小欲望；而对永生表示失望以后，他们急于追求现世幸福的那个样子，就好象他们只能活一天了似的。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是人们不断受日常的偶发欲念的驱使，抛弃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不肯去做伟大的、稳妥的和长期的事业。
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有一天它的社会情况民主化了，则上述的危险将会更加严重。
当人人都在不断设法改变自己的地位，广泛的竞争为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财富在民主的动乱当中一昼夜就可以积集或失散时，人们的头脑就要想到突然发财和容易发财，想到得失俱易的巨额财富，出现各式各样的幻想。社会情况的不稳定性，又在加剧人们欲望的易变性。在命运的这种变化莫测的条件下，人们就只顾眼前了。于是，现在把未来掩盖起来，人们也不再想明天了。
在由于不幸的巧合而使不信教的思想和民主制度同时风行于一个国家的时候，哲学家和执政者的大事，就是应当不断叫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的行动目标。
道德家们应当在潜心研究自己所处时代和国家的精神时学会保护这种精神。他们应当不断努力，向同时代人指出即使在动荡连绵的条件下，人也可以规划和实施长期的事业，而且不象想象的那样困难。他们应当叫同时代人明白，人类的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变，但人们可以用来促进现世繁荣的方法仍跟从前一样，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地方，人们只有抗拒眼前的许许多多的个别小欲望，才能使渴望幸福的共同激情得到满足。
执政者的任务也是很明确的。
不管在什么时代，领导国家的人都应当高瞻远瞩；而在民主和怀疑盛行的时代，尤其应当如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了以后，不仅会使国运昌盛，而且又会通过自身的实例使人们学会处理私事的方法。
最为重要的是，执政者必须尽一切力量在为政当中排除没有长远打算的侥幸心理。
在贵族制时代，传臣的突然得宠和无功受禄，只能在贵族国家里产生短暂的影响，因为整个制度和舆论已经使人积久成习，只会循规蹈矩，慢慢腾腾前进。
但是，在民主国家，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则将产生极大的恶果，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根本不关心这些事，而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去了。因此，在怀疑主义和平等同时盛行的时候，首先应当防止君主或人民的随心所欲，使人尽其才。应当使每一次晋升都是本人努力的结果，不能让那些野心家轻易地登上高位，使任何目标都必须经过长期奋斗才能达到。
政府要努力使人们恢复已经不能指望由宗教和社会情况来恢复的对未来的憧憬，不用说也要以实际行动来教导公民，使他们知道财富、名誉和权力是要以劳动为代价的，明白只有定出长远的追求目标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就，而凡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没有不是持久的。
当人们习惯于预见当先应做的事情的长远发展和仔细规划工作的时候，就永远不会使自己的思想受现实生活的束缚，而能随时冲突限制和往远处看。
因此，如果公民习惯于在现世就考虑未来，则不必指示他们，他们就会自动去接近宗教信仰。
由此可见，使人不经由宗教而能达到指定目标的办法，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仅有的这种通过漫长而弯曲的道路使人类建立信念的办法。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人认为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高尚的
在没有世袭财产的民主国家，每个人都依靠劳动生活，或依靠劳动的积蓄生活，或依靠也是劳动者的父母生活。劳动是人生的必要的、自然的和正常的条件，所以劳动的观点从四面八方进入人们的思想。
在这样的国家里，劳动不但不下贱，反而光荣。舆论不反对劳动，都赞成劳动。在美国，每个富人都认为，由于有舆论支持，他们才可用自己的余暇去尽某些公共义务。如果他只为自己而度过一生，死后将会声名狼藉。许多美国富人，就是为了逃避这种劳动义务，而逃到欧洲来了。在欧洲，他们找到了贵族社会的残余，这种残余仍把清闲自在视为光荣。
平等不仅恢复了劳动观点的名誉，而且提出了靠劳动牟利的观点。
在贵族社会，其实并不轻视一切劳动，而只轻视牟利的劳动。当劳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或只是为了修德时，劳动依然是光荣的。但在贵族制社会，为荣誉而劳动的人，也往往同时趋利，唯他们不向外表露，只把这两种愿望藏在内心而已。他们伪装得很好，使他人看不出两种愿望是相结合的。他们也容易隐瞒。在贵族制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是在要求为国家服务时而表示放弃利益的。他们的薪俸，在他们看来是小事一端。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此，而且经常摆出一副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样子。
因此，牟利的观念仍然同劳动的观念有区别。这两个观念虽然事实上有时结合在一起，但在思想上还是把它们分开的。
反之，在民主时代，这两个观念总是昭然连结在一起的。
由于大家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每个人的财富都为数不多和时时在变，人人都需要增加自己的财富和为子女多积点财富，所以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之所以劳动，纵使不是全部为了牟利，至少也是部分为了牟利。甚至那些主要是为了追求名誉而工作的人，也不得不认为自己的作为并不只是为名，并且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总要把求生的愿望混进求名的愿望中去。
一旦全体公民都觉得劳动是人生光荣的必然条件，而贵族由于接受薪俸而承认劳动即使不是全部为利，至少也是部分为利，则贵族制社会存在的那种职业之间的鸿沟便将消失。
尽管各行各业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
这个相同点就是：没有一个行业不是为了赚钱而付出劳动的。每个人都领取的工资或薪金，使大家具有了相同的外貌。
这一点足以说明美国人对于各种职业的看法。
在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决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劳动，而且看到周围的人无不劳动。他们不会由于想到自己领取工资而觉得下贱，因为美国总统也是为了领取薪俸而劳动的。总统为发号施令而得报酬，同他们为服从命令而得报酬完全一样。
在美国，各种职业都是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但从无高低之别。所有的正当职业都是高尚的。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九章 什么东西在使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喜欢从事实业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农业大概是进步得最慢的有用技术。甚至有人往往说，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因为其他一些行业好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