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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今天，最残暴的人写信给最无情的人时，也不敢泰然自若地说出上述那样的话，即使他个人的气质促使他这样做，全国的民情也将禁止他如此。
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我们现在比我们的祖辈更有感情了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
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也就是说，他只要省察一下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人的任何苦难他都不难发觉，一种内在的本能使他在苦难扩大的时候立即就可看到。在对待陌生人或敌人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使他不加歧视，因为他的省察马上会发生作用。
这种省察同他的怜悯心一结合，使他在同类受苦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身受贫苦。
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一部分人对另部分人尽忠的现象；但是，人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谁也不会让他人受无谓的痛苦，而且在对自己没有大损害时，还会帮助他人减轻痛苦。
人人都喜欢如此。他们虽不慷慨，但很温和。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已把利已主义化为社会和哲学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减少怜悯心。
没有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庭象美国那样从轻治罪。在英国人似乎还想在他们的刑事立法中珍惜地保存中世纪的残酷遗风时，美国人差不多已在他们的刑事法典中废除了死刑。
我想北美是50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对政治犯判处死刑的国家。
美国人的这种特别温和的态度主要来因于他们的社会情况，这从他们对待奴隶的态度上即可证明。
总的说来，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没有一个地方的黑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好于美国。然而，美国的黑人仍然忍受着可怕的苦难，经常受到非常残酷的惩罚。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可怜人的命运，并没有感动他们的主人产生怜悯之心，他们的主人不仅认为蓄奴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而且觉得这算不了什么罪恶，不会危害自己。因此，同一个人对和他同时平等的同类极为人道，而当这些人不再与他平等时，他便会对他们的痛苦无关痛痒。由此可见，他的温和态度应当归因于这种平等，而不应当归因于文明和教育。
我对于个人所述的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国家。
每个国家一旦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信仰、法律和习惯，它便会以整个人类自居，只关心本国的疾苦，对于别的国家一概无动于衷。如果两个持有这种态度的国家交战，则战况一定十分残酷。
罗马人在他们的文化最灿烂时期，是先把被俘的敌人将领拖在战车后面以炫耀胜利，然后才把他们杀掉；这个时期的罗马人，还把囚犯投进斗兽场里，让犯人与野兽搏斗，以供群众娱乐。西塞罗一谈到一个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但他对罗马人胜利后对战俘的那种暴行，却缄口不言。显而易见，在他的眼目中，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罗马人不属于同一人类。
反之，随着各国人民日益接近，彼此逐渐相似，他们便将更加互相同情对方的不幸，国际公法也将愈加宽容。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章 民主怎样使美国人之间的日常关系简易化了
民主并不使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密，但能使他们的日常关系简易化。
如果有两个英国人在西半球邂逅，他们将象两个语言不通和民情不同的外国人相遇。
首先，他们两人将以好奇的眼光相望，心里暗自不安；随后，便各自走开；而如果他们相遇之后交谈起来，也是表现得十分拘束，不够自然，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但是，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敌意，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都认为对方是很正直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地彼此回避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就得转而谈谈英国。
当人只靠家庭出身而不靠财产来划分等级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地位。他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向下跌落。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之间很少往来；但是，当偶然的事件使他们接触时，他们却可以随意交谈，而不希望和不担心彼此会混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但也不是强制的。
当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贵族制度为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贵族制度所取代时，情况就不再这样了。某些人的特权虽然还很大，但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是人人都有份儿的。因此，拥有特权的人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特权或被他人分享；而尚未取得特权的人，则想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之；当他得不到特权时，也要表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社会价值不再因血统而一定不变和永远固定，而是随着财产的增减而不断变化，所以等级虽然还照旧存在，但却看不清和一眼看不出谁属于哪个等级。
公民之间立刻展开了一场暗斗。一些人千方百计要进入或表面上看来似乎要进入比自己高的那些人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奋战，力图击退想要夺取他们的权力的人，或者勿宁说这是一个人在两面作战：一方面在设法爬到高级阶层，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防御底下的人往上钻。
英国当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我在前面所述的一切，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一情况造成的。
在英国人那里，贵族的傲气还很强大，但贵族的界限已不分明，所以人人都时时提防别人，唯恐他人从自己的亲善待人当中得到好处。英国人由于不能一下子判断他们所遇到的人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所以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同那个人接触。他们害怕接受他人一点小惠而结成不当的友谊，并对别人的多礼生疑。他们既不受陌生人的恭维，又避免惹他人生怨。
许多人完全用个人的性格来解释英国人的这种洁身自好和冷漠寡言。我也承认英国人的气质有些作用，但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情况有更大的作用。美国人的例子就可证明这一点。
在美国，家庭出身向来不会制造特权，财富也不会使它的持有人享有任何独特的权利；互不相识的人可以随意在同一地点相聚，他们相互交换思想时既不是为了获得好处，又不怕由此带来危险。他们一旦在某处邂逅，既不主动攀谈，又不回避对话。因此，他们的待人态度是自然的、坦率的和开朗的。我们还会发现，他们既不打算由对方得到什么好处，又不担心对方会加害于他们什么；他们既不想方去炫耀自己的地位，又不设法去掩饰自己的处境。虽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和严肃的，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高傲的和拘谨的。当他们与人相见而一言不发时，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情不好和不爱讲话，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持沉默对他们有利。
两个美国人在异国相遇，马上就会成为朋友，而其原因只在于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没有使他们互相排斥的成见，他们的共同祖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对于两个英国人来说，只是同种同国还不够，因为必须是同一阶级才能使他们接近。
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都看到英国人之间的这种冷淡对人态度，而且当他们如此对待我们时也都不以为奇。但是，美国人在血统、宗教、语言和一部分习俗上是与英国人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社会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的审慎持重来因于他们的国家制度，而不是来因于公民的气质。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三章 美国人为什么在本国不太爱激动而在我们欧洲又表现得过于激动
美国人同一切严肃而自重的民族一样，也有记仇报复的心理。他们几乎不会忘记人们对他们的冒犯。但是，要冒犯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的怒火爆发得固然缓慢，而消失得也同样缓慢。
在贵族当政的社会里，一切事务都由少数几个人主管，人与人之间的公开往来有比较固定的常规。因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清楚地知道如何对人表示尊重和好意，并相信他人也会同样知礼。
上层阶级的这种习惯，后来便成为其他所有阶级的典范。
此外，其他阶级也各自定出使本阶级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矩。
因此，守礼的规矩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繁文缛节，一般人很难掌握，稍有违反，即可造成损失。结果，人们每天都有在无意之中残暴地侮辱他人或使自己受到这种侮辱的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差别消失，教育和出身不同的人在同一场所相处和相混，便几乎不可能定出繁文缛节的处世之道。由于礼节未被明确规定，所以稍有违反也不算过失，就是那些知礼的人也认为如此。因此，人们重视行为的实质甚于行为的形式，并变得不太彬彬有礼，但也很少互相争执。一个美国人决不为接连不断的小殷勤所打动。他认为自己不该得到这些小小殷勤，或者装作自己不知道应当享得它们。因此，他不会因为他人没有给他献殷勤而不满，或者更多的是原谅他人。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不拘小节，他的性格是更为直爽而有男子气概。
美国人表现的这种相互宽容和他们彼此采取的这种大丈夫态度，也是一个最一般的和最深刻的原因之结果。
关于这个原因，我已在上一章讲过了。
在美国，市民社会里的等级差异很少，而政治界则根本没有等级差异。因此，一个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应当特别关心任何一位同胞，他也不要求其他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