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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最高评价的政府，是由他选举首脑并由他监督首脑行动的政府。
在身分平等所产生的一切政治效果中，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和使胆怯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对独立的这种热爱。我们不能说这种恐惧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出现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令人害怕。由于公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影响，所以一旦使公民们各得其所的国家政权不复存在，混乱状态就必然立即达到顶峰，公民们各自东西，社会组织马上化为灰烬。
但是，我深信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民主时代应当害怕的弊端，而是最不值得害怕的弊端。
实际上，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
人民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并加以抵制；而对于第二种倾向，则由于发现不了而误入歧途。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勿误入歧途是特别重要的。
至于我，决不因为平等鼓吹不服从而非难平等，而主要是因为它鼓吹不服从而称赞它。我之所以赞美平等，是因为它使我看到它把关于政治独立的模糊观念和本能的冲动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由此提供了纠正它所产生的弊端的办法。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爱慕平等。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章 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权
关于在君主和臣民之间存有次级权力的观点，自然浮现于贵族制国家人民的脑际，因为这种权力是某些个人或家庭觉得自己的出身、文化和财产高于他人或家庭而应当拥有的，而且这种个人和家庭似乎认为自己生来就是指挥他人的。平等时代的人的头脑里，由于与此相反的理由而自然不存在这种观点。只能人为地将这种观点引进平等时代，而且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其保存下去；但是，民主时代的人，可以说不用深思就会想出关于由政府亲自直接领导全体公民的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
另外，在政治方面，也同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一样，民主国家人民的头脑喜欢接受简明的一般观念。他们厌恶复杂的制度，认为一个大国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和由一个权力当局领导最好。
在平等时代，人们的思想产生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之后，自然又要产生关于统一的立法的观念。由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很难理解应用于一个人的法规为什么不能同等地应用于其他一切人。因此，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特权，他们都从理性上感到可憎；同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最微小差异，也使他们感到不快；在他们看来，立法的统一是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
反之，在贵族制时代，人的思想却认为这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地实行统一的法制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是拒绝接受它便是抛弃它。
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倾向，最终都变成盲目的本能和无法克服的习惯，以致除了个别情况外，它们至今仍在支配人们的行动。尽管中世纪各国的情况悬殊，有时各国也有一些完全相同的个人，但这并未妨碍各国的立法者对其中的每个人规定不同的义务和相异的权利。反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些国家的政府却竭尽全力将同样的习惯和同样的法律加于还没有变得相同的全体居民身上。
随着身分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或者说，每个公民都变得与其他一切公民相同，消失在群众之中，除了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
这自然要使民主时代的人产生认为社会的特权是极其高尚的，而个人的权利则是非常低卑的见解。他们容易承认社会的利益是全体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不足挂齿。他们也相当愿意承认，代表社会的权力比每个社会成员有知识和高明得多，它的义务和权利就是亲自引导和领导每个公民。
要是稍微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探究他们的政治见解的根源，便会发现他们有我方才所述的观念中的某几个观念，并为发现见解经常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竟有如此一致而感到吃惊。
美国人认为，在每个州里，社会的权力都应当直接来自人民；但是，这项权力一旦依法设立，可以说谁都不会认为它是有限的，而心甘情愿承认它有权力去做一切。
至于赋予城市、家庭或个人以个别特权的问题，他们甚至已经忘却了这种观念。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把同样的法律统一地用于国内的各地和全体居民。
这样一些见解正在欧洲逐渐传播，甚至渗入最强烈反对人民主权学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权力来源与美国的不同，但对权力的特点的看法却与美国的一样。在所有国家，中间权力的观念已经稀薄和逐渐消失。关于特定的个人生来就有权利的思想，正迅速从人们的头脑里消失，并将被关于社会具有无上权威、即所谓唯一权威的思想所取代。后一种思想正随身分日益平等和人们日益相同而在生根和发展。平等使这种思想产生，而这种思想又反过来加速平等的发展。
在法国，我所讲的革命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所以这种思想已经完全深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我们仔细听一听我国各政党的主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政党不接受这种思想。
大部分政党指责政府，说它工作得不好；但所有的政党都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工作下去并参与一切活动。甚至那些激烈反对政府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是意见一致的。社会权力的单一性、遍在性和全能性，以及法制的统一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在各种千奇百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处，也可以发现这些特点。人在做梦的时候都在幻想这些东西。
如果说一般人的头脑都能自发地浮现这种思想，那末，它会更容易地出现于君主们的想象之中。
欧洲的旧社会情况正在变化和消失，而君主们对于他们的权能和责任也在产生新的认识。他们初次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中央权力可以而且应当按照统一的计划亲自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和所有的人。我敢说这种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是欧洲的国王们从来没有过的，而现在却日益深入这些君主的脑海。其他所有的见解都摇摇欲坠，只有它固若盘石。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意见分歧。他们虽在不断争论主权应当属谁所有，但对主权的责任和权利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所有的人都把政府想象为一种唯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
政治方面的所有次要思想都是变化无常的，只有上述的思想是固定不变的和本身长存的。政论家和政治家都接受这个思想，群众也积极拥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地热烈追求它。它虽然现在才出现，但却好象由来已久。
因此，它不是人的精神任意形成的，而是人类的现实情况和自然要求。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三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
如果说在平等时代人们容易接受关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思想，那末，另一方面也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习惯和感情已经事先承认了这样的政权。现在只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大部分理由已在前面讲过了。
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经常的和不可缺少的伙伴，所以他们愿意自我反省，并进行独立思考。我在讨论个人主义时曾经详细地谈过这一点。
因此，这些人从不使自己的注意力离开个人的事业而去操劳公事。他们的自然倾向，是把公事交给集体利益的唯一的大家都可看得见的永久存在的代表去管理。这个代表就是国家。
他们不但天生不爱管理公事，而且往往没有时间去管理。
在民主时代，个人生活极其忙碌，欲求很大，工作很多，以致每个人几乎没有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政治活动。
我决不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我只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不断促使这种倾向于人心中滋长，要不立即加以阻止，就会占据人心。
我也曾指出，日益增强的喜欢享受之心和财产的不动产化趋势，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害怕财物遭受损失。爱好社会安宁之心，是民主国家人民现在所保存的唯一政治激情，并随着其他激情的减弱和消失而更加积极和强大。这自然使公民们将一些新的权利赋予或让给中央政权，认为只有中央政权才有兴趣和办法保卫自己，从而使他们免遭无政府状态的侵害。
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这两种既不能分开而论又不能混为一谈的情况，使民主国家的公民具有了十分矛盾的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们往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迫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视为补救个人的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