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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经常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生存可能经常遭到危险的民主国家，使人们不断扩大国家的特权而限制个人权利的民主倾向，要比在其他一切国家迅速和持久。
我已经说过，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知不觉地使民主国家扩大中央政府的职能，以致中央政府自以为是强大得、聪明得和巩固得足以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力量。我几乎不必补充大家就会知道，导致民主国家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的特殊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这种一般倾向，并使个人为了社会安定而牺牲越来越多的权利。
因此，一个国家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的时候决不会去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何况这样的革命在把财产由其原所有者手里夺下来以后便动摇了全国的人心，使人们产生了疯狂的仇恨心理，把国家拖入利害冲突和党派倾轧的境地。于是，爱好社会安定的心理变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而公民则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
我以上只讲了几个全是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偶然原因，而对主要的偶然原因我还没有谈到。
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国家元首总揽一切事务领导权的第一个主要偶然原因，就是国家元首本人的出身及其爱好。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自然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如果这个政权忠实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确切地再现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就几乎是无限的，并准备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献给它。
同旧贵族制度仍然保持某些联系的国王实行行政集权，将不如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等方面似乎与平等的运动有不可分割联系的自创新业的国王容易和迅速。我并不是要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国王们不想实行中央集权。我认为他们志于中央集权的心情与其他君主同样积极。对于他们来说，平等的好处就在于能够中央集权。但是，他们的成功机会不大，因为公民不会自动地服从他们的意旨，而往往是只能勉强地接受他们的要求。在民主时代，国家元首的贵族性格越少，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一条规律。
当一个王朝领导贵族制国家时，君主的天生成见必然与贵族的天生成见完全一致，而贵族社会的内在弊端将会自由发展，并且没有救治办法。当贵族世家的后裔成为民主国家的领袖时，情况就会相反。君主由于受自己的教育、习惯和传统的影响，每天都偏向于身分不平等所造成的情感；而人民则出于自己的社会情况，时时都在追求平等所产生的民情。
这时，公民们往往试图抑制中央政权，把它视为贵族的政权，甚至视为暴虐的政权。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自由的人，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决心继续做平等的人。
推翻旧王朝而使新人出任民主国家元首的革命，可能暂时削弱中央政权。但是，看到革命之初出现的某些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预言，这个革命的最终的而且也是必然的结果，将是扩大和保护这个政权的特权。
使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第一个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它要喜爱平等并叫人相信他喜爱平等。因此，原先十分复杂的专制之术，现在已经简单了，可以说它已简化为一项单一的原则。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五章 当今的欧洲国家尽管统治者的地位不如以前稳定但最高权力却日益加强
如果读者玩味一下上述的一切，便会对欧洲的情况感到奇怪和吃惊。在欧洲，所有的一切都好象在促进中央政权无限增加特权，使个人的存在日益软弱，日益处于依附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
促使美国人走向中央集权的所有一般倾向和长期趋势，在欧洲的各个民主国家都有。此外，欧洲的民主国家还有许多为美国人所不知道的次要原因，在促进它们走向中央集权。
可以说它们每向平等迈进一步，便接近专制一步。
只要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和看一看我们自己，就会相信情况确是如此。
在以前的贵族时代，欧洲的一些君主相继被剥夺或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权力所固有的若干职能。距今不到100年以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许多私人或团体还是相当独立的，可以自行审理案件，自己募兵和养兵，自己收税，甚至常常自己制定和解释法律。现在，各国均已收回这些本属于国家主权的权限；在有关国家管理的一切事务方面，国家不再容许在它与公民之间有居间的代表，而由自己对公民进行全面领导。
我无意谴责这种中央集权，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在同一时期，欧洲到处存在着许多代表地方利益和管理地方事务的次级政权。现在，这些地方当局大部分已不存在，其余的不是正在迅速消失之中，就是即将完全听命于中央。在欧洲各地，领主的特权、城市的自由和地方的行政权，不是已经消失，便是行将消失。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多次革命和反革命。但这些运动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动摇或破坏了地方的次级政权。法国在被它征服的地区没有消除的地方特权，后来被战胜法国的君主们消灭了。这些君主把革命所创造的一切新鲜事物全部抛弃掉，唯独把中央集权留为己用：这是他们肯从革命方面接受过来的唯一东西。
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继从某些阶级、团体和个人手里夺过来的各种权利并未用去在更为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次级政权，而是全被集中到国家元首手里。各国甚至对最低级的公民也越来越直接领导，对他们每个人的小事也越来越亲自管理。
在古代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事业都由私人或团体掌握；而在今天，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国家，在某些国家全由国家管理。向饥饿者施舍面包，救济和收容病残，安排无业者就业，几乎全由国家办理。国家成了一切灾难的几乎唯一的救济者。
在现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教育事业也同慈善事业一样，已经成为国家办理的事业。国家从母亲的怀抱里把孩子接过来，而且往往是要过来，交给它设立的经办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对每一代人进行感情陶冶和思想教育。同其他制度一样，教育制度也是统一的。其差异同自由一样，均日益消失。
我也不讳言，在现今的几乎所有基督教国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有被政府控制的危险。这不是指统治者对教会自行决定教义表示非常嫉妒，而是指他们日益加强控制教义宣讲者的意志，剥夺教士的财产而向教士支付薪金，把教士的势力收回专为己用，任命教士而且往往是任命自己的仆从，同宗教携起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但是，这还只是整个情景的一个侧面。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当今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原有权力的每个领域，而且并不以此为满足，它除要充分行使现有的全部职权以外，还要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个人的独立至今尚未被它染指的领域。以前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许多行动，现在已被政府控制，而且被控制的行动不断增加。
在贵族制国家，政府的权力通常只限于在与国家利益有显著的和直接的关系的事务方面领导和监督公民，在其余的一切事务上听任公民自行处理。在这些国家里，政府好象往往忽略了个人的错误和苦难会危害全国的幸福，忽略了防止个人的破产有时也应当是国家的任务。
当代的民主国家趋向另一个极端。
显然，当代的统治者大部分不以治理整个国家为满足，他们自以为应当对治下的每个人的行动和命运负责，把指导和指点每个人一生应当如何行动的责任全都包揽在身上，在必要的时候，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还教导每个人如何获得幸福。
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越来越这样看待政府，一有需要就去找政府援助，并时时刻刻把政府视为导师和向导。
我敢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是不仅越来越中央集权，而且越来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来越严。各国的政府越来越比以前更深入到私人活动领域，越来越直接控制个人的行动而且是控制微不足道的行动，终日站在每个公民的身边协助和引导他们，或站在公民的头上发号施令。
以前，君主靠他的地产收入和税收生活。现在，他的需求和权力都增加了，因而不能再靠上述的收入生活了。以前，一个君主如有需要可以制定一种新税，而现在他可以举债。于是，国家逐渐成为大多数富人的债务人，把大量资金集中到自己手里。
对于小额资金，它用另一种办法吸收。
随着人们日益变得相同，身分日益接近平等，穷人也开始有了一点财产，受到一定的教育，产生一些欲求。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并试图用储蓄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储蓄便每天产生出无数的小额资金，即慢慢积累起来的劳动果实，而且其数额不断增加。但是，如果这么多钱分散在个人手里，便不会产生任何收益。这样，便出现了一种慈善组织，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组织不久便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一些以慈善为怀的人想出一个办法，把穷人的储蓄收集在一起，使其产生收益。在某些国家里，这种慈善团体仍然与国家完全无关；但在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团体有被政府合并的趋势；甚至在个别国家里，已被政府取而代之，政府亲自担起把数百万劳动者的日常储蓄集中在一个场所，并独家经营其生息业务的庞大工作。
这样一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