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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各位先生！既然任何时候都有理由为国担忧，则在今天不是更有理由吗？你们从一种不可名状、但确实灵验的本能的直观上没有感到欧洲大地又在颤动吗？（全场骚然。）你们没有感到——要我怎么说呢——天空中又刮起革命风暴吗？尽管人们不知道这股风暴是从何处刮起，又要刮到何处去；但请你们相信，一定有人会被刮走。何况现在世风日下，唱高调已经无用，你们怎能稳坐钓鱼台！我在这里讲的话并不刻薄，我认为我向大家讲话时并未怀有派性。我对我所攻击的人并不气愤，但我最后不得不向我的祖国表白，我对祖国的未来是忧心忡忡的。那末，我的忡忡忧心是什么呢？那就是我看到世风日下，担心它在很短时期内，很可能就是在最近，把你们带入新的革命。是不是国王的性命就比别人的性命更坚硬和更不可摧毁呢？现在你们对明天有信心吗？你们知道一年以后，一个月以后，也可能是一天以后，法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吗？你们一点也不会知道。你们所能知道的，不过是暴风雨已经出现在天际，正向你们滚滚而来。你们听任它袭来吗？（在会场的中央部分，有人插话打断讲演。）各位先生，我恳求你们不要这样。我恳求你们，而不是要求你们。由于我相信危险是实在的和严重的，由于我认为预告危险不能玩弄词藻，所以我情愿向你们下跪。不错，危险很大！请你们趁着还有时间，赶快消除危险吧！请你们采用有效的疗法医治疾病，并且不要只治症状，而要医治病根。
有人谈到立法方面的改革。我完全相信这种改革不只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认为改革选举制度是有益的，改革议会制度是迫切的。但是，各位先生，我还没有天真得不知道民族的命运并不系于法律本身。不，使这个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并不是立法机构。各位先生，使事件产生的，是政府的精神本身。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保留法律不变；虽然我认为这样做要犯很大错误，但你们愿意的话，就保留它而不加改革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那些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我不会给你们设置任何障碍。但我要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你们改革政府的精神，因为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使你们陷入深渊的正是这种精神。（在会场的左侧席位上，发出热烈赞同的声音。）（全文录自1848年1月28日《总汇通报》）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拉斯基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
一
当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于1831年4月动身去美国的时候，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刚刚二年出头。他们所去的美国，正处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时期。1787年结成联邦时只有东部13个州，现在又多了11个州，其中有两个州，即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已经伸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阿帕拉普亚山地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这时已经开发得足以取得州或正式领土的地位。
1800年美国还只有500万人，到1831年便已超过1300万人，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是定居在阿帕拉普亚山地以西了。
生活在这新开发地区的居民，具有拓荒者拥有的一切粗犷品质，他们自信，而且胆大敢为。他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承认任何人对他们的主宰。他们蔑视一切清规戒律，而且大部分人认为文质彬彬是懦弱的表现。他们有炽烈的民族气概，而如果说他们是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则这种民主主义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而很少表现在政治关系方面。
他们大部分人是携家带口，迁到西部来躲避东部工业地区的日益艰苦的生活条件的。在东部工业地区，商业兴盛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发达，意味着工资水平太低、劳动时间过长、工厂的生活条件恶劣、居住条件卑陋和经常有失业的危险。
教育设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概在1831年还有100万儿童不能入学，因为他们不得不到工厂去劳动。不仅大部分州规定欠债蹲牢，而且靠不住的银行组织还会使本来不多的工资减值，给人们存放在银行里的一点点积蓄的安全造成威胁。工人政党和工人报刊的出现虽然为时不长，但至少已经可以表达工人的愿望，促使工人成立工会。尽管一些著名人物，比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法官斯托里，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都发表过一些忧心忡忡的警告，但除了直至1843年才勉强承认成年人选举权的罗得岛州以外，其余各州只是默认成年人有选举权。
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悲伤地预言成人选举权将使政权“落于对自己有权行使的权利的性质和重要性一无所知的人们之手”，声称这会使“穷人和败家子控制富人”的时候，他不过是以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了老一辈人没有能力理解一个由财产决定法律的殖民地社会的选举制度，已经不能长期存在于以经常变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使政治平等具有了自然规律所固有的原则的外观的社会。
安德鲁·杰克逊的胜利，使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并促进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新型大学的创立，促进了监狱制度的根本改善（其声誉已经传到法国），促进了全国和平信念的出现，促进了罗伯特·欧文思想的推广，促进了钱宁、伊莱亚斯·希克斯、约瑟夫·史密斯推行的真正的宗教改革，促进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华盛顿·欧文等作家的成长和很快就被欧洲承认的具有本国特点的美国文学的发展。——这一切合在一起，可以称得起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1829年，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的铁路开始运行了。许多发明使家庭生活和农业操作变得更为简便了。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创办了他的《解放者》报，而次年他领导的“新英格兰反蓄奴制协会”的成立，则证明很少有新的社会推动力不在美国的某一地区受到欢迎。不久以后爱默生在评论自信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就已经可以适用于托克维尔和博蒙在1831年经过38天的旅程而到达的美国。爱默生坚持说：“我们既不是附庸，又不是残废，更不是逃离革命的胆小鬼，而是领导者，是救世的人，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并在混乱和苦难中留下足迹的造福者。”
事实上，如不了解美国人拥有的强烈的自信心和炽热的生命力，不了解哪些地方证明他们正在使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使一般人的生活变得空前健全和圆满，谁也研究不好杰克逊时期的民主美国。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美国仍有其阴暗面，而且南部各州的阴暗面还很突出。同样地，它也有悲观主义者，也有经济活动的停滞使人怀疑它能否不断增长的时刻。狄更斯10年以后初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东西，对1831年来说也同样真实。狄更斯写道：“这里的人民多情，慷慨，心胸开阔，好客，热情，心情舒畅，对妇女有礼貌，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坦率真挚，乐于助人，很少有人们时常提到的那些偏见，经常表现得十分开化和文雅，很少有粗野或令人讨厌的举止。”
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美国报纸的声音非常低沉，人们对于批评过分敏感，并且总是喜欢批评那些主张实行所谓私生活权利的欧洲惯例的来访者。在狄更斯访问美国的1842年，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还应当指出，在南北战争前访问过美国的欧洲人，即使他们也象狄更斯和哈里斯·马蒂诺那样表现得和蔼仁厚，也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不得不一致作出如下的两点结论。第一点结论是：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似之处。第二点结论是：他们一方面被美国人的激动情绪所感动，另方面又被美国人决不让功绩泯灭的坚决意志所打动。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撰写他的关于“外国人表示的某种谦逊”的著名评论时也没有忘记指出：一个自认为显然优越于旧社会的新社会，正应当从外国人表示的谦逊中或至少是应当部分地从其中来为自己作结论。在现代，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来往中，也看到与此相似的反应。
二
当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考察的时候，他才25岁。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极端保皇党人的家庭。对这样家庭来说，波旁王朝的复辟是对他们在大革命时期遭受的苦难（只是由于罗伯斯庇尔垮台，他父亲才免于死在断头台上）和对窃国大盗拿破仑屈从多年的最好补偿。因此，在年轻的托克维尔心中，从上学读书开始就长出了自由主义的幼芽。不错，这并没有使他与父母疏远。事实上，他对在他十分幼稚的童年时期还不能理解的一些思想之能够有浓厚的兴趣，与他父母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儿子的思想独立，允许儿子反对别人对他指手画脚有关。这种情况，或许是他能对新旧两种事物都表示容忍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这种自由主义还相当温和，还象它的鼻祖马尔泽尔布在接受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时所表现的那样，对新思想容易表示好感。但是，这种自由主义也相当警觉，使托克维尔在1828—1830年于巴黎攻读法学结业时，终于理解基佐的著名讲演的意义。基佐在讲演中竭力证明，全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托克维尔认为基佐的这一总命题是无可争辩的，从而使他明白查理十世末年波利尼亚克外交大臣推行的政策，不知不觉地使查理十世走向了失败。托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