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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旧贵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某些工业在今天的广泛民主之下形成的若干贵族小集团，仍象从前的贵族大集团一样，使少数人极其富有和大多数极其贫困……
不仅富人之间没有牢固的联系，而且可以说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没有可靠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永远不变的。工人一般是依靠厂主的，但并不依靠某一个厂主……
厂方要求于工人的只是他的劳动，而工人期待于厂方的则只是工资。厂方没有庇护工人的义务，工人也没有保卫厂方的义务。他们在习惯上和职责上也无永久的联系。……
这样组成的贵族阶级并不能对其雇用的人拥有强大的权力。”“……我们今天的厂商贵族，使他们雇用的人贫困和愚昧之后，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把他们推出大门，让他们靠社会救济过活。……
工人和厂主之间虽然经常往来，但没有真正的结合。……
我们今天亲眼看到其发家的厂商贵族，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残酷贵族之一。……
爱好民主的人应该不断密切注视的正是这一方面，因为有一天身分的永久不平等和贵族制度又进入这个世界时，我们可以预言它们一定是从这扇大门钻进来的。”
如果可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托克维尔的直观预言的最高范例，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认为它最引人入胜，这也不过是他的许多范例中的一个和最高超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首先在于通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假定，然后再把深思熟虑的结果用于所掌握的事实，最后当事实似乎可以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时候，就把假定变成原则，以便不仅对研究进行总结，而且为行动提供指南。任何人都不能不发现，托克维尔在写这部书的时候，越是往下写越是感到必须为行动提供这一指南，以便检查自己的论断。托克维尔在去美国的时候就已确信，贵族制度的时代即告结束，并将逐渐为一个以身分平等为时代特征的时代所取代。由于有这样的明确认识，所以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就极力想勾勒出一个平均主义社会的面貌，写出它对旧世界特别对法国将会发生的教益。不过我猜想，随着他研究的深入，特别是1835年以后，而日益觉得自己的最迫切任务，首先是提醒他的同时代人避免新旧势力的盲目交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在当选众议员后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什么要竭力证明：如果不听他的警告，就避免不了灾难。我认为，如果读完《论美国的民主》再读他的《回忆录》，特别是再读二月革命即将发生之前他在议会发表的著名讲话，必将承认他的这个结论是有其逻辑的连贯性的，所以他的所有讲话几乎都可当作《论美国的民主》的附录来读。
五托克维尔对于人性都有一些什么看法呢？他的这些看法又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鲁瓦伊埃—科拉尔有一句名言，说他是一个承认失败的贵族；但和大部分讽刺话一样，这句话只含有部分真理。显然，托克维尔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同样显然，他的信念并不是贵族的信念，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试图与贵族的等级制度妥协的表现。他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并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够尊重。
热爱自由的信念，是贯穿在他的一生活动中的一条红线。
这种自由可为人们的社会活动造成良好的精神气氛，而保护这种气氛则是托克维尔的全部努力的中心。他知道，从1789年起，这种自由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特权；但他也看到，这种自由有被浑浑噩噩的群众的盲目行为破坏的危险，因为这些群众在以其坚决一致的个人主义态度抵制自由，而自由正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的人格的唯一无二特点。他以一个不怕面对最坏结果的思想家的清醒头脑确信，新产生的文明的种种趋势，都在向消灭人格的这一唯一无二特点的方面发展。因此，他要全力以赴的目标，是保护这种自由，并反对他认为是平均主义原则所造成的令人讨厌的单调一致。他害怕习惯势力，担心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会窒息人们对伟大思想的兴趣。他担心财富的积累会造成以金钱来衡量人的地位。
他也担心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会扩大分工，以致使普通公民在安逸当中完全无法培养自己的能够以广阔而十分冷静的眼光评价生活，并且既能热爱丰富的精神生活又能使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人格。
因此，我认为他终生如此热心寻求预防措施的性格就来源于此。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宁愿要一个代议制政府，而不愿意要一个独裁政府的原因，他认为代议制政府有可能不让“多数的暴政”施虐。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得不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有宗教信仰来防止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确信分权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分权是使国家的公共目的变成公民个人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途径。他对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坚决拥护，是与他为分权进行的热烈辩护分不开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分权是公民的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独裁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在美国，他赞美公民有自信心，有安全感，有创造成就的热情。美国人不承认地位低下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既强烈反对人们轻视自力谋生，又强烈反对人们依靠与职务不相干的出身和财势去发号施令。他也赞赏美国人在社会阶梯上能上能下的气质，自由发表意见的勇气，以实践为基础的习惯，拒不作传统的俘虏的决心。不过，他承认这一切收获也使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普选的当选人，比如象美国总统这样的重要人物，也不敢挫伤普通人的意见。集中精力追求财富，不仅使最有能力的人自外于政界，而且也缩小和贬低了野心的标的。物质方面的成就可能使人逐渐降低所追求的目标，高瞻远瞩的人也必须迁就群众的习惯。美国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在群山之中高峰并不太多。美国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此外，他们追求安逸舒适的热情，或许会使他们遭到金钱制造工业贵族的危险。
这种贵族虽然非常强大，但责任感比较小。这种贵族一旦出现，它的法律的严酷程度将是无法忍受的。这种危险很可能导致激烈的内战，其规模将比希腊和罗马的最惨悲剧还要大，直到有一个新凯撒出来扼杀自由的理想为止。
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时，很难对这位哲学家的直观推理才能作过高的评价。
如果想到托克维尔毫不理解杰克逊改革的意义，想到他一点也不知道政党的重要性，尤其是想到他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工业生产的剧增的意义及其使初兴的美国就不断出现大城市的效果，这样来评论他就显得更为合适了。其实，说他所描绘的美国甚至在他写书的时候就正在消失，而为他提供主要材料的人不是大部分也是小部分在当时就已批评或十分怀疑他所坚持的论点，也不算夸大其词。为他提供材料的人，无论是贾雷德·斯帕克斯还是斯托里，无论是约翰·斯潘塞还是爱德华·埃弗雷特，都很少有平均主义的民主观点。对于高傲、性格严肃而有点忧郁、生性热情、怀有雄心壮志的托克维尔来说，不但能战胜他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响，而且能以充满想象力的冷静头脑去观察这个他不大同情并不抱太大希望的社会演进，真是难能可贵。很有可能象皮尔逊所说的，托克维尔从观察到得出结论所走过的道路，只有一小段是建筑在科学方法上的。毫无疑问，大部分结论是深思熟虑的直观的结果，但这种直观的魅力却使《论美国的民主》进入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成就之林。
当然不要忘记，尽管托克维尔有突出的创造性，但他仍然没有超出19世纪法国社会哲学的主要传统。这个传统并不单纯。正如圣伯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它在每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运动中都有其流派。这位大评论家暗示说，托克维尔是“一个研究世纪病，即维持病或勒内病的青年人”。虽然在治学方法上他属于基佐学派，但他又时时注意，决不把所遇到的问题研究到他要与自己的过去完全决裂的地步。他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又无意解决问题所包括的一切难点。特别是在问题涉及到所有制在美国所占的地位时，情况更是如此。对于他为宗教势力与金钱势力和解所做的努力，几乎也可以这样说。尽管托克维尔竭力表示他唯理是从和决不自弃，但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为使他明知行将寿终正寝的旧秩序与他认为正在上升的新秩序和解所做的努力彻底失败。他看不起由于贪图权势而容易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国的新金融寡头政治的工具的梯也尔之流的人物，但他并没有设法认识，更没有比较认真地去理解被这个金融寡头政治的金钱压榨得喘不过来气的法国人民的事业。1841年托克维尔在写给穆勒的一封专谈这个问题的信中说过，他希望资产阶级的法国变得伟大；但他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能保持他所要求的伟大。他相当清楚地看到，基佐时代人民的贫困和制度的腐败必将引起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人民知道他们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但在当时的法国，却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迅速而清楚地看到，当统治阶级把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建筑在工人受压迫和受贫困的基础之上时，没有良心的金融寡头政治固有的危险就要表现出来，而社会也要为此长期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