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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从几处原先是强悍的印第安人的家乡，而现已不见他们踪迹的广大地区通过；我曾在目睹自己的人口日益减少和勇猛的光荣逐渐消失，而现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到这些印第安人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将来只有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烽火之中，真使人感到吃惊。人们每天都在等待，希望早日看到这些国家回到所谓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革命在目前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一地区，社会正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自己走出这个深渊。
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这些人民，好象一心要互相消灭，毫无回心转意的模样。筋疲力竭时，他们暂时休战；休战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相信专制对他们可能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专制和恩泽这两个词，在我的思想中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表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使人觉察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它们发生政治关系。就我们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是，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有其互相牵涉的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不是与我们根本无关，就是关系极为疏远。因此，它们必然要陷入经常不断的纠纷之中，而纠纷的根源本质上与我们无涉。所以今后要用人为的纽带把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的时而为友时而为敌的分合牵连起来，那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的远离它国和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路线。假如我们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治理下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那末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致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物质损失，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的中立受到尊重的立场，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为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向我们挑衅，可以根据我们的利益和正义的原则而选择是和是战。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某一部分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害、任性或妄为纠缠在一起呢？“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永远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象目前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主张不遵守现有的条约。诚实向来是最好的方策，我在公务上信守这个箴言不亚于在私事上信守它。因此，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要按条约的本义信守条约。但我认为，扩充原来的条约或另订新约，都是没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
“要始终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使自己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亦可安全地利用暂时的联盟。”〔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和以下几页〕在这段话的前面，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这些箴言为指南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292了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他的行动准则。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箴言是：“美国人决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自己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的公正性一目了然，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为简化。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它既不袒护动乱，又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既得益于欧洲的一些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象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也就可以不象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既有光荣，又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相互友好，又有国家间的相互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执行得很好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因此，目前人们还很难断定，美国的民主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经常在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称之为常识的关于生活小事的学问。常识足以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经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但是，一个国家经过长期的治理，也能象一个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反之，如果你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的后果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对外事务的指导发生显著影响。使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缺点，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工作。在对外政策方面，贵族制度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别开来，它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民。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当时，也象现在一样，只是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使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但是，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若不是华盛顿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为人民所爱戴，恐怕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但是，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轻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还险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报赏：他的国家对他的爱戴。有许多人曾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
假如宪法当初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起过重大影响，拟出过、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怎么能感到惊奇呢？其实，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无知或冲动而被迷惑，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另外，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多而不致陷入迷途，又可因为人强而不容易被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一个贵族集体，就象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个人。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六章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在进入本章的正文之前，我认为应当请读者回想一下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的看法。
美国的政治结构，在我看来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我并不认为它是民主国家应当建立的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
因此，在说明美国人可从民主政府获得什么利益时，我决不断言、也不认为类似的利益只能依靠同样的一些法律来获得。
美国民主治下法制的总趋势及其享用者的本能民主的缺点马上可以察觉——而其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美国的民主往往不够成熟，但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善的——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公务人员没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长远利益——由此产生的结果民主政府的缺点和弱点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