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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美国的法律有时侵犯既得权益，或由此而认可侵权的危险行为。即使说美国的法律都是好的，但法律的改变频仍毕竟是一大缺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实。
那么，美国的共和制度怎么又能继续存在和繁荣呢？
在研究法律时，应当把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仔细区分开来，把法律的绝对善与其相对善仔细区分开来。
现在，假定立法的目的在于优待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并定出了既最省时又最省力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这样，法律虽然定得很细致，但其目的并不好；而且，它的效力越大，其危险性也越大。
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
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
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
但是，民主立法的好处也就止于此。
贵族制度精于立法科学，而民主制度则不善此道。贵族制度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会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它有长远的计划，并善于在有利的时机使其实现。贵族制度办事考究，懂得如何把法律的合力同时会聚于一点。
民主制度就不能如此，它的法制几乎总是不够完善或不合时宜。
因此，民主制度的手段不如贵族制度的完备；民主制度在行动时往往不讲究手段，甚至违背自己，但它的目的却比较有益于人民。
如果想象有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和政治体制容许不良的法律可以暂时通行，并在这种法律的总趋势结束的时候社会还能依然存在，而它的民主政府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
这正是出现于美国的情景。我再把我在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美国人的巨大优点，在于他们允许犯错误，而事后又能纠正错误。
我认为，对于公务人员的甄选，一般说来也是如此。
不难发现，美国的民主常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员方面犯错误；但要解释在被选错的人执政期间美国为什么会照样繁荣，那就不容易了。
首先，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它的统治者不够忠诚或不怎么能干，但其被治者却很聪明和很认真。
在民主国家，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的人民，可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
其次，你还可以看到，如果民主国家的行政官员比其他国家的易于滥用权力，则人民一般不会让他们长期留任。
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理由更有普遍性和说服力的理由。
毫无疑问，统治者有德有才，对于国家的富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统治者没有同被治者大众的利益相反的利益，或许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有了这种利益以后，德便几乎不发生作用，而才也将被用于干坏事。
我认为，统治者没有同被治者大众的利益相反或不同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决不认为，统治者具有同全体被治者的利益一致的利益也很重要，因为我还不知道哪里有过这样的利益。
迄今为止，还未见过对社会各阶级都一视同仁地促进它们兴旺和繁荣的政体。在一个国家里，有几个社会阶级就象有几个不同的国家，而且经验也已证明，把其他阶级的命运完全交给一个阶级去掌管，其危险并不亚于让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充当另些民族的仲裁者。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要受到损害；而在穷人立法时，富人的利益便要遭到严重的危险。那么，民主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民主的真正好处，并非象人们所说是促进所有阶级的兴盛，而只是对最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
在美国，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在才德两方面都不如贵族国家的执政者，但他们的利益却是与大多数同胞的利益相同和一致的。因此，他们可能常常不忠于职守和犯重大错误，但他们决不能把敌视这个大多数的方针贯彻下去，他们也无法使政府具有独断独行和令人生畏的形象。
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一个行政首长的不良政绩不过是孤立现象，只能在其暂短的任期内发生影响。腐化和无能，决非来自可以把人们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
一个腐化或无能的行政官员，不能只靠另一个行政官员也象他一样无能和腐化而彼此勾结，并联合起来使腐化和无能在他们的后代繁衍。相反，一个行政官员的野心和阴谋，还会促使他去揭露另一个行政官员。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劣迹，一般说来完全是属于他们个人的。
但是，在贵族国家的政府中，官员就受他们的阶级利益支配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只是有时与多数人的利益一致，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反的。这个阶级利益，在官员之间形成一条共同而耐久的纽带，促使他们把力量联合和结合起来，以奔向总是不让绝大多数人幸福的目标。
它不仅使统治者彼此勾结起来，而且还把统治者与很大一部分被治者联合起来，因为很多没有担当任何公职的公民也属于贵族。
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既受到社会的坚定支持，又得到政府的坚定支持。
使行政官员的利益与他们的一部分同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进而与他们的子孙的利益统一起来，甚至服从于子孙的利益，就是贵族政体的共同目的。在贵族政体下，行政官员的工作既是为了现在，又是为了未来。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同时被自己的激情和被治者的激情，而且我几乎可以说被他们后代的激情，驱向同一目标。
这种现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因此，人们经常看到，在贵族政体下，阶级属性总是指引行政官员免于腐化，让他们不知不觉地使社会逐渐符合他们的习惯，并为把这个社会传给他们的后代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过去有哪个国家的贵族政体曾象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那样对政府不断提供如此高尚和如此贤明的人才。
但是，也不难看到，英国的立法常为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使大多数权力为少数几个人所专有。结果，今天的英国集极富与极穷于一身，其穷人的悲惨处境与其国力和荣誉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美国，公务人员没有使自己居于优势的阶级利益，尽管统治者常是一些无能之辈，有时甚至是一些可鄙之徒，但政府的日常工作仍然是有利于人民的。
因此，在民主制度中，有一种隐秘的趋势在不断引导人们于纠正错误与缺点之中走向普遍繁荣；而在贵族制度中，则有时存在一种潜藏的倾向在勾引官员们滥用他们的才德去为同胞制造苦难。可见，在贵族政府中，官员做了坏事可能出于无心；而在民主政府中，公务人员做了好事可能并非有意。
美国的公共精神本能的爱国心——理智的爱国主义——两者的不同特点——为什么各国在前者消失时要全力以赴地去培养后者——美国人为培养理智的爱国主义所做的努力——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对古老习惯的爱好，又有对祖先的尊敬和对过去的留恋。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珍爱自己的国土就象心爱祖传的房产。他们喜爱在祖国享有的安宁，遵守在祖国养成的温和习惯，依恋浮现在脑中的回忆，甚至觉得生活于服从之中有一种欣慰。这种爱国心，在宗教虔诚的鼓舞下，往往更加炽烈。这时，人们会创造出奇迹。这种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有些这样的民族以某种方式把国家人格化，认为君主就是国家的化身。因此，他们把爱国主义中所包含的情感一部分转化为忠君的热情，为君主的胜利而自豪，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法国在旧的贵族统治时期，人民有一段时间就曾因此而感到快慰，而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专横并不觉得难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
同所有的轻率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虽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使干劲持久。它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后，往往便任其于安宁中衰亡。
当民族的生活习俗还很朴素，宗教的信仰还很坚定的时候；当社会还安然固守事物的旧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尚未受到怀疑的时候，这种本能的爱国心也正在风行。
另有一种爱国心比这种爱国心富有理智。它虽然可能不够豪爽和热情，但非常坚定和非常持久。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它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但在掺进私人利益之后便会消减。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的福利具有影响，应当知道法律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做出贡献。他之所以关心本国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但是，在人民的生活中有时也会出现停滞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习惯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