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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初到美国的人最感到吃惊的，是政治社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他们的法律在不断改变，乍看上去，你会以为一个信念如此不稳定的民族很快就要用一个全新的政府来取代它的现存政府。但是，你的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其实，政治制度有两种不稳定情况，不能把两者混淆。其一，是经常改变次要的法律，但不影响好端端的社会的继续存在；其二，是动摇制度的基础本身，攻击法制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不稳定常使动乱和革命跟踪而来，而身受迫害的国家则处于变动激烈和莫测的状态。经验告诉我们，立法方面的这两种不稳定情况，彼此并无必然的联系，因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它们有时结合在一起，有时又彼此分离。在美国见到的不稳定情况是第一种，而不是第二种。美国人虽然经常改变他们的法律，但宪法的基础却一直受到尊重。
今天，共和主义之统治美国，犹如路易十四时期君主主义之统治法国。当时，法国人不仅喜爱君主政体，而且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它。他们之接受君主政体，犹如人们接受阳光的照射和四季的更迭。那时的法国人，既没有王权的积极拥护者，又没有王权的强烈反对者。
共和正是基于默认或一种consensus universalis（一致同意）而建立，并且无需争辩、反驳和证明而存在于美国的。
但我认为，美国的居民如果总是象他们在行政制度方面所做的那样改来改去，必将危害共和政府的未来。
立法方面的朝令夕改，使人们的计划常常受挫，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人们终有一天会把共和看成是一种不方便的社会生活方式。到那时候，次要法律的不稳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会使人们对基本法律的存在表示怀疑，并会间接地引起一场革命。不过，这个时代的到来还十分遥远。
我们现在可以预见的，只是美国人一放弃共和，经过不长时间的君主政体，很快就会进入专制的桎梏。孟德斯鸠说过，再没有比继共和而建立的君权更专制的权力了，因为原先毫不担心地交给一个民选首脑的无限权力，这时便落到了一个世袭君主的手里。这个说法是普遍正确的，但又特别适用于一个民主共和国。美国的立法行政官员，不是由公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而是由全国的多数选举的。他们直接代表人民大众的激情，并完全依靠人民大众的意志，所以他们既不会被人怀恨，又不会使人害怕。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民在规定他们的职权时很少关心划定他们的权力界限，而将很大一部分权力交给他们自行专断。这种事态形成了一些比它本身还有生命力的习惯。美国的立法行政官员，在国会休会期间或去职后，也对社会发生很大影响，以致很难说暴政将止于何时何地。
我们欧洲人当中有些人希望美国出现贵族政体，甚至已经明确预言贵族政体定将得势的时期。
我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美国社会的目前动向，我看是越来越趋向民主。
但是，我决不断言美国人将来不会在某一天不限制政治权利的范围，或不没收这些权利而让某一个人独享；不过，我也无法相信他们将来会有一天让公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独占这些权利，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将来会有一天建立贵族政体。
贵族集团由一定数目的公民组成，他们虽与人民大众离得不太远，但却永远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你能与这个集团接近，但你打不倒它；你可以天天与它来往，但你休想与它混合。
不可能想象再有什么服从比这种服从再违反人的天性和人心的隐秘本能了。依靠自己生存的人，宁愿经常受一个国王的专断统治，也不愿受贵族的正规行政管理。
贵族制度为了长期存在下去，就要以不平等为原则，事先使不平等合法化，并在社会实行不平等的同时将它带进自己的家庭。凡与合情合理的公平截然相反的东西，只有依靠压制的办法强加于人。
我相信，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找不到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生存的民族曾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过贵族制度的例子，而中世纪的贵族制度则是征服的产物。征服者成了贵族，被征服者沦为农奴。于是，武力把不平等强加于人，而不平等一旦为民情所接受，它就可以自己维护自己，并自然而然地被法律所承认。
有一些社会，由于先于它们而存在的某些事件，使它们成了可以说是天生的贵族社会。但是，久而久之，时代就把它们引向民主。罗马人和继他们之后而强大起来的蛮族的命运就是如此。但是，一个已经文明和实行民主的民族，如能通过加强身分的不平等而日益团结，通过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不可侵犯的特权和唯我独尊的等级而获得成功，这倒是世界上的怪事。
没有任何形迹表明，美国注定要在这方面提供第一个范例。
略述美国商业兴盛的原因美国人由于他们的本性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海洋民族——他们的海岸线长——他们的港口水深——他们的河流长——但是，英裔美国人的商业优势应归功于这些自然原因之处，大大少于应归功于他们的智力和道德原因之处——英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的未来——联邦的解体也阻止不了原来组成联邦的人民的海上跃进——为什么——英裔美国人生来就是要供应南美居民的需求的——他们将象英国人一样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商业代理人美国的海岸线，从芬迪湾起，到墨西哥湾的萨宾河，全长近900里约。美国的海岸是一条延续而无中断的线，并且统由同一政府管理。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美国那样为商业提供更深、更阔和更安全的港口。
美国的居民构成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命运把他们安排在一片荒地之上，而离文明的主要中心又有1200里约之遥。
因此，美国天天需要仰仗欧洲。不久以后，美国人一定会自己生产或制造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但是，两洲永远不能完全分开而各自独立地生活下去，因为它们在需求、观念、习惯和民情上的天然联系太密切了。
联邦的一些产品，现已成为我们之所需，因为我们的土地完全不出产这些东西，或者只能用很高的成本去生产它们。美国人只能消费这些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将其余的卖给我们。
因此，欧洲是美国的市场，犹如美国是欧洲的市场；而为了把美国生产的原材料运到欧洲港口，再把欧洲的制成品运回美国，美国的居民也同样需要海上贸易。
因此，美国不是象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迄今所做的那样放弃贸易而专向海洋国家的工业供应大量原材料，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流海洋强国。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两者必择其一的抉择。
英裔美国人对于海洋始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独立在打断了把他们与英国联系起来的商业纽带的同时，却使他们的航海天才得到了新的和有力的飞跃。独立以后，联邦的船数递增，其增加速度几乎与居民人数的增加速度同样快。现在，美国人消费的欧洲产品，十分之九都是用自己的船运输的。他们还用自己的船把新大陆的四分之三出口货运给欧洲的消费者。
美国的船舶塞满了哈佛和利物品的码头；而在纽约港里，英国和法国的船舶则为数不多。
由此可见，美国的商人不仅敢于在本土同外国商人竞争，而且能在外国同外国商人进行有成效的斗争。
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因为在世界航运中，美国船的运费最便宜。只要美国的商船继续保持这个优势，它将不仅保有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会日益提高既得的成就。
美国人为什么能以比他人低得多的成本经营航运，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有人主张，这首先应当归功于美国人的得天独厚的优越物质条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船的造价与我们的一样，但船造得并不太好，而且使用寿命一般也不长。
美国海员的工资高于欧洲海员。有很多欧洲人在美国商船上工作，就在证明这一点。
那么，美国人的航运成本为什么比我们的低呢？我认为，从物质的优势去寻找这个原因是徒劳的，要到纯智力的和纯精神的特点中去寻找。
下面的比较，将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法国人在大革命的战争期间将一种新的战术用于军事艺术，把一些老将军打得蒙头转向，差一点推翻了欧洲的一些古老王国。他们首先设法精简了许多一向被认为是打仗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要求士兵付出一些文明国家从来没有向军队要求过的努力。结果，士兵们个个奋勇前进，毫不迟疑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达到预定的目的。
当时，法国的人力和财力都不如它的敌人，它的物力比敌人差得更远。但是，法国人却节节胜利，直到敌人也开始采取他们的战术为止。
美国人在商业方面也采取了类似办法。法国人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所做的一切，全被美国人用到降低航运成本方面去。
欧洲的航运公司办事谨慎，从不在海上冒险。它们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让船出海，一遇到不测，便令船回港。夜里，船员们收起一部分船帆；当海上的浪花发白，表明快要接近陆地时，船员会立即降低航速，仰目看一看太阳调整航向。
美国人不这样小心翼翼，而敢于冒险。风暴还在低啸，他们就拔锚起航了。白天和夜里，他们都全帆对风。他们一边航行，一边修复风暴使船舶受到的损伤。当他们接近航程的终点时，他们继续扬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