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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这些一般观念加以区分。有些一般观念是长期的、细致的、精心的智力劳动的结果，而人的认识的扩大正靠的是这类观念。
而另一些一般观念，则是精神的一触即发的结果，产生得比较容易。它们只能导致人们形成非常肤浅和很不确切的概念。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都是好奇心多而悠闲心少。他们的生活务实、复杂、紧张和活跃，以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思维活动。民主时代的人都喜爱一般观念，因为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不必操心去研究个别的事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小的容器收藏大量的东西，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收获。因此，这个时代的人做了一次粗心而简短的考察之后，便会认为发现了某些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不再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事物，也不详细考察这些纷纭的事物在哪些方面相似或有别，而是匆匆忙忙把它们归类，随后便不去作深入考察。
民主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人都喜欢轻易地获得成功，贪图眼前的享乐。知识界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大部分都雄心勃勃，但失败了会立即颓靡，而成功时则会更加活跃。他们希望马到成功，大获胜利，但懒于多花费精力。这种有害的本性，使他们直接去追求一般观念，并且大夸海口，说什么利用一般观念可以不费功夫就绘出大千世界的图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公众的注意。
但是，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读者也跟他们一样，害怕进行他们本来可以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是希望不经努力就获得知识和痛痛快快地享乐。
如果说贵族制国家没有充分运用一般观念，而且往往轻率地蔑视一般观念，那末，民主国家的人民则与此相反，他们时时都在准备滥用这种观念，准备积极地应用这种观念。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四章 为什么美国人从来没有象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
我在前面说过，美国人不象法国人那样热爱一般观念。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尤其显著。
虽然美国人在立法方面采用的一般观念比英国人多得无限，在用人们的实践武装理论方面比英国人做得多，但美国没有一个政治机构曾象法国的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那样喜爱一般观念；整个美利坚民族，从来没有象18世纪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一般观念，而且也不盲目相信任何理论的绝对善和绝对真。
美国人与法国人的这种差异来自数个原因，但其主要者如下：美国人是一个一直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的民族；而我们法国人，虽然也是一个民主的民族，但长期以来，只限于在口头上议论如何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务。
我们的社会情况，早已使我们想出了一些有关政府工作的非常一般的观念，但我们的政治制度，却仍在妨碍我们通过实践来矫正一般观念，使我们只能慢慢地去发现原有一般观念的缺欠。但是，在美国人那里，这两件事情，即一般观念和政治制度，却经常处于相互适应的状态，从而可以自然互相修正。
乍一看来，这里所讲的，跟我以前所讲的民主国家能从其实际生活的紧张活动中汲取热爱理论的力量的说法，大相役庭。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间并不矛盾。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渴望一般观念，因为他们的空暇不多，而有了一般观念，他们就不必浪费时间去考察个别的问题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只应限于不是他们所常想的或必想的问题。比如，商人是渴望了解他们本来应当密切注视的有关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的一般观念的，并希望别人能够提供，但只有通过商业方面的考验，他们才能接受这些一般观念，或者只是有保留地接受。
政治家当涉及有关政治的一般观念时，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当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特别有危险的问题上盲目地和过分地追求一般观念时，他们可以采用的最好解救办法，就是每天在实践中考察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深入到问题的细节，而问题的细节将会使他们发现理论的缺点所在。
这种解救办法经常是使人苦恼的，但它的效果却是肯定的。
因此，强迫每一个公民实际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可以节制人们对于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五章 在美国宗教是怎样得以利用民主的本能的
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证明，人要是没有教条性信仰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而且也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信仰。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在一切教条性信仰之中，我认为宗教方面的教条性信仰是人们最希望的。即使你只想重视现世的利益，也显然会得出这个结论。
人的任何行动，不管人认为它有什么特殊性，几乎都来源于他对上帝、对他与人类的关系、对自己灵魂的本性、对自己的同类应负的义务所持的非常一般的观念。谁也不能不让这种一般观念成为其余一切事物所由产生的共同源泉。
因此，人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一般义务，都渴望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因为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任其混乱和无力。
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确定不移的观念，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只靠自己的理性努力去取得这种观念，因而又使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只有完全摆脱日常的生活琐事、洞察入微、工作细致和训练有素的人，经过长期和精心思考之后，才能发现这些如此不可缺少的真理。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哲学家本身也几乎总是满腹疑团，他们每前进一步，启示他们的智慧的自然之光便会黯淡一些，甚至有熄灭的危险；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所发现的仍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概念。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就是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当中荡来荡去，未能牢固地掌握真理，甚至未能发现新的错误。这样的研究远非一般人的能力之所及，即使一部分人有能力去做这种研究，他们显然也没有这种闲心和余暇。
有关上帝和人性的确定不移观念，虽然是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不可缺少的，但这个生活实践却在妨碍人去掌握这种观念。
我认为，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一切科学当中，有些知识是对人人都有用的，而且其他们自己的能力也能学到；但另一些知识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而非多数人能够研究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用后一种知识是极其间接的。虽然他们无力进行研究这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对于他们的生活实践又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有关上帝和人性的一般观念，是一切观念中最适于使个人理性避免习惯性影响的观念。对于个人理性来说，承认一个权威的存在，是得之者多，而失之者少。
宗教的首要目的及其主要好处之一，就是对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个问题，能够提供一项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和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有些宗教是非常可疑和荒谬的，但是可以认为，凡是属于我所指出的范围之内的宗教，只要它不脱离这个范围，并且不象若干宗教那样试图从各方面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翱翔，就能使智力活动得到有益的规范。也应当承认，即使宗教不能使人在来世得报，那至少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极其有用的。
这对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尤其是真理。
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状态。每个人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只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保卫不住自己的正确观点，就是把它放弃。于是，他们因为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而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
这样的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
一个民族沦于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其自己的自由被人夺走，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
一旦在宗教方面也象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复存在权威，人们立刻会对由此而产生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一切事物的这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使人们心神不安和筋疲力竭。因为在精神世界一切已经发生动摇，所以人们想力争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但是，他们已不能再恢复昔日的信仰，而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
至于我，我怀疑人们能够永远既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因此，宗教的这种巨大功用，在身分平等的国家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明显。
应当承认，平等虽然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但使人养成了一些我以后将要指明的非常危险的禀性。平等使人们彼此独立，使每个人自顾自己。
平等还为人心敞开了喜欢物质享受的大门。
宗教的最大功用，就是唤发与此相反的禀性。
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