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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非常平凡，彼此都极为相似，所以每个人只要看一看自己，就立即可以知道他人的情况。因此，生活在民主社会的诗人，决不能专拿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一个平凡的而且又是明摆在众人面前的对象，是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的。
因此，平等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就使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干涸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平等是怎样开发诗的新源泉的。
当怀疑使人不再向往天堂，平等的发展使人越来越相似和越来越渺小的时候，由于诗人尚未想象出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同贵族制度一起消逝的大题材，所以诗人就把目光转向没有生命的自然界。在诗人的眼睛里已经没有英雄和诸神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去描写山川。
于是，在上一世纪，便诞生了被人们特称为“山水诗”的诗。
有些人认为，这种描写大地上的有形而无生命的物体的诗，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诗只代表一个过渡时期。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民主必使想象力从身外之物转向人本身，最后使想象力专注于人。
民主国家的人民可能出于一时的高兴而向往自然，但他们真正向往的却是认识自己。民主国家的人民只能从这方面去发掘诗的自然源泉，所以我敢说，凡是不想发掘这个源泉的诗人，就打动不了他试图感动的那些人的心灵，而这些人看到他的大作之后，只能是无动于衷。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类希望进步和无限完善的思想，是民主时代所固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决不留恋既往，而愿意梦想未来。他们一想到未来，想象力便驰骋起来而不可遏止，并逐渐扩大和升高。
这便给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使诗人扩大了他的视野。民主为诗关闭了面向过去的大门，同时为诗敞开了指向未来的坦途。
由于民主社会的公民彼此大致是平等的和相同的，所以诗不会去专门描写其中的某个人，但民族本身却可以入诗。个人的彼此相似，使某一个人不宜单独入诗，但容许诗人把所有的个人合成为一个同一的形象，对整个民族进行描绘。民主的民族对于本身的容貌，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这个伟大的容貌则为理想的塑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我可以同意美国没有诗人的说法，但我不能接受美国人没有诗的意境的论断。
欧洲人大谈美国是一片荒凉，而美国人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无生命的大自然的奇观，并未打动他们；他们周围的森林，可以说直到被伐光以后，才使他们感到其壮丽。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另一个景色吸引去了。当时，美国人只是一心要横越这片荒野：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排干沼泽、修整河道、开垦荒地和克服自然困难。他们自身绘出的这幅壮丽的图景，不仅逐渐地进入美国人的想象，而且可以说印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上，并成为引导他们智力活动前进的旗帜。
在美国，人们的生活最渺小、最枯燥、最乏味，总之，最没有诗意，无以引发人们的想象力。但在指引生活前进的思想中，却永远有一种充满诗意的意念，这种意念就象潜藏在体内的支配其余一切活动的神经。
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同其余的民族或个人隔离。
在民主时代，人们的积极好动和强烈愿望，使他们不断地改变其住所，而不同地方的居民，便由此杂居相处、彼此交往和取长补短。不仅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是如此，而且不同的民族也在同化。结果，乍一看来，这些在各个方面都一致的人，好象形成了一个每个公民在其中都俨如同一民族的民主大集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类的本来面貌显示出来。
凡是与全人类的生存、演变和未来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诗的最丰沛的源泉。
生活在贵族时代的诗人，在取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人的事迹的创作中描写得令人叹为观止，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曾把人类的命运列为其创作题材；而在民主时代写作的诗人，却可能进行这种尝试。
在每个人都能放眼世界而开始认识人类本身的时代，神也能越来越充分地、全面地将其威严反映在人的精神当中。
如果说在民主时代人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时常动摇，对他们随便定名的一些居间权威的信任已趋消失；那末，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对于神意本身的认识却会日益广泛和深刻，而且在他们看来，神意对人世的干预将会日益扩大。
由于他们把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也容易相信人类的命运是受同一个神意支配的，并能从每个人的行动上看到神经常用来指导人类的总计划的影响。
这样的认识，还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为诗开辟的一个十分丰沛的源泉。
如果民主时代的诗人试图赋予神鬼和天使以肉体，并把他们从天上拉到地上来看他们斗法，那末，这种诗人必然显得平凡无力。
反之，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所要描写的重大事件同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不把至高无上的主的手显示出来叫人看，而只揭示神的思想，那末，他们定将受到赞扬和得到共鸣，因为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想象力也是顺着这条道路发展的。
我们也可以料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所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激情和思想，而不是人物本身和他们的行动。
民主时代的人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不能激发人们对理想的向往。这些东西本身就没有诗意，而且不能入诗，因为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熟悉。这就迫使诗人不断地深入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到里面去找灵魂。最能进入自己灵魂深处的人，也最能塑造理想。
我不必遍历天上和地下去寻找充满冲突，即兼有伟大和渺小，黑暗和光明并存，而又能立即使人产生怜悯、赞美、轻视或恐怖之心的动人题材。我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就会发现人从“无”中生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消失而回到上帝的怀抱。人生在世，从出生到死亡，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人如果浑浑噩噩，对自己无所认识，那他永远不会有诗意，因为他描写不出自己没法想象的东西。而如果他对自己认识得过于透彻，他的想象力又会没有用武之地，不能给他的描述增添任何东西。好在，人是既有聪明的一面，又有糊涂的一面的生物：聪明的一面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而糊涂的一面又使他能够容忍其余方面处于莫测的黑暗之中，让他永远在这个黑暗当中摸索，但又永远搞不清品余方面。
因此，不必指望民主国家的诗会以传奇引人入胜，会用传统和古代传闻为养料，会使读者和作者本人都不再相信的超自然存在再现于世界，更不会把本身就能使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善与恶人格化。这一切都不是诗人的取材源泉。但是，人仍然存在，而且对于诗来说，只是人就足供它取材了。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然和神的面前的不管什么时代和国度的人，以及这种人的激情、疑虑、罕见的得志和难以想象的悲惨，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诗的主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走向民主以来出现的那些伟大诗人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此言之不谬。
当代的作家在维妙维肖地刻画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等人的形象时，并没有力求描绘个人的行为，而是试图光大依然深藏在人心中的某些方面。这就是民主时代的诗。
因此，平等并未破坏诗的所有题材，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泛了。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和演说家总爱夸张
我经常看到，美国人平时说话时极为简单明了，不加任何修饰，而且率直到近乎粗俗，但他们一要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立即夸大其词。因此，一篇讲稿从头到尾都是华丽的词藻，而当你听到他们如此渲染其一切想象时，你会以为他们说话从来不会是率直的。
英国人很少有这种毛病。
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与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视野，往远看，就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庞大形象或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明确，就是非常一般和非常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有空档。
当他们的视野扩大，离开一己的小圈子时，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向他们提供某些奇异的事物供他们考察；也只是以此为代价，他们才同意暂时不考虑那些激励和鼓舞其生活的微小而琐碎的事物。
我认为，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一般说来只注意一己的小事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进行那样广泛的观察和那样夸张的描写。
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家本身也有这种夸张的本性，所以自然乐于遵命。于是，作家们不断地使其想象力膨胀，甚至膨胀过度，以致因为言过失实，夸饰伟大，而往往使伟大失真。
诗人们希望以这种方法立即吸引广大读者的视线，并顺利地使读者的视线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希望往往能够实现，因为读者只要求诗能够写得海阔天空，既没有时间去精确研究诗中所写的是否符合实际，又无足够的欣赏能力去轻而易举地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实际。结果，作家害了读者，读者也害了作家。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民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