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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易成的详细讲解,再加上朱永兴的个人理解,法家的思想逐渐在他脑中形成了几个清晰的脉络。
第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第二,法律的作用:首先“定分止争”明确了物的所有权,再有“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第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揭示了人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是故“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韩非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易成抑扬顿挫的说道。
“易长史详细讲来。”朱永兴挠挠脑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话的意思是:通过制订颁布法律,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详细讲解道:“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原来如此。”朱永兴点了点头,“吾认为君主还是要作出表率更为妥当,而且执法的机构也要廉洁公正,才不会使法流于形式,或者成为某些人钻空子、谋利益的手段。”
“殿下聪慧,一举中的。”易成真心诚意的赞赏道。
一问一答之间,气氛十分融洽。朱永兴的提问间或夹杂着后世的观点。让易成惊讶之余,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以求给其解惑。
在百善为先的古代,由于皇帝对老师的尊重,帝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师并不在朝为官,在民间也很受人尊敬,因为成为帝师这事本身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府对“王者师”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实在的爵位,有俸禄与等级:位在百官之上。并且写入典籍。历代虽经鼎革而一如旧例。这是对知识分子道德、才学的一种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种期许,使之成为他们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标。
这种期许赋予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参政热情,这使得知识分子不仅仅在入世之际弥满胸襟;而且在隐逸低沉之时,潜龙勿用,待机而作。希望能有谓水之遇,从此君臣相得,风云际会,龙飞在天。
易成学识很杂,很博。但为商人家器重,毕竟有违其读书的本来目的。而朱永兴的出现,以及一系列的表现,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为朱永兴将来的前途而暗室筹谋。
名利诱人,贪利者好财货,读书者好虚名,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小人物为了翻身通常最是无所顾忌,颇有怀才不遇心态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称王,青史之上,就会浓墨重彩地把今日之事记上一笔。虽不是正式的帝师,却也能沾上些边。”易成心中如此想着,岂肯放过教授朱永兴的机会,旁征博引,尽显胸中才学。
而朱永兴以后世人观点来衡量评价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发现了很多具有局限性的东西,也是获益匪浅。
硬实力,凭借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办法增强的;软实力呢,也不能放松,朱永兴若有所思。
现在应该是建立体制的好时机,官僚机构虽小,但却有小的好处,起码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时,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
为虚名而废国事,这便是朱永兴对这些人的评价。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为此,明代的官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骂声却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可谓持之以恒,坚持到底。
现在呢,有这种毛病的朝廷官员多在缅甸,新提拔起来的多是年轻后进,不以功名为依据,只以实心任事为标准。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但阻力不大,这对朱永兴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于军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托给象易成这样的官员办理。改革的阻力呢,现在是最小的,自己先不出头,让易成等人顶先。
朱永兴的思路慢慢成形,把自己暂时定位于一个评判员,既鼓励官员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却又可暗地偏袒一方,避免和防止攻讦毁誉干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第七十章三鬼选择,镜子制成
“………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亲则守身为大,发肤不敢有伤;事君则致身为先,性命亦所不顾。二者极似不同,而其理要无或异。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尽忠者,即为尽孝。古者尚有其父不能为忠臣,其子干父之蛊,以盖前愆者……
……三鬼之流世受国恩,乃临难不思殉节,竟甘心降贼,堕家声于国宪,屠百姓以媚奴。国之叛臣,即家之贼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诛,虽天子思想其父,曲全其命,然遗臭无穷,虽生犹死………”
“啪!”的一声,吴三桂将《告大明山海关总兵三鬼书》重重拍在桌案上,气的呼呼喘着粗气。疮疤被揭,而且是公之于众,由不得吴三桂不恼羞成怒。但也暗自心惊,众将为了避免激怒他,作了不少的掩盖,而这些文字据说现在早已经传遍了滇省,在广西也有散发。
这是什么意思?是表明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态度,还是只为泄愤,或是为了激怒自己?吴三桂思之再三,觉得似乎兼而有之。说白了,人家不怕他,压根没有争取他反正的企图,还要将他满门诛灭,挫骨扬灰。
这伪宗室,如此决绝,倒是与旁人不同,但却是看透了本王的心思。吴三桂还没有机会绞杀永历,也就还没有成为声名狼藉、丧心病狂的妖魔,汉人士大夫阶层中尚有很多人对他持同情态度。但此文字一出,代表着大明朝廷的鲜明态度,也会扭转舆论,日后的口诛笔伐是可以想见的。而随着明军的不断胜利,中兴之势越来越显,骂吴三桂的人会越来越多。
决绝的背后是什么。吴三桂又开始煞费苦心。吴三桂之所以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名声,当然不能否认他的勇敢和智谋。但他性格中自私、狭隘、圆滑的一面,以及见利忘义、出尔反尔的特点,也是他的致命伤。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绞尽脑汁中渡过,而最终依然是身败名裂的结局。
正因为吴三桂他总是在变的。这种无原则的性格和人品,便使他有影响力却无法获得长期的吸引力,更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无法长期团结一批有识之士。
刘玄初便是一例,“惟望天早生圣人以靖中华耳”是深藏于心的志向和报负,当吴三桂越来越脱离他心目中“圣人”的形象时,另一个人物便逐渐地吸引起他的注意,并且越来越使他的心热切起来。
当然,这其中也有张维翰的功劳。作为了解伪宗室。寻找其行为规律及其弱点的一个渠道,刘玄初与张维翰经常接触谈论,也把一些情况经常地向吴三桂汇报。不知不觉中,刘玄初更加受到了影响。
“将不因怒而兴兵。”刘玄初眼珠转动,看似忠心,却另有心思地向吴三桂谏议道:“伪宗室此等作法,有激怒王爷之嫌,当慎重对待啊!”
吴三桂皱着眉头。不置可否。由于朱永兴的出现,他没有了历史上巩固和扩张势力的时间。之前被消灭的多是甘陕绿营、湖广绿营、汉军。但元江之战却让他伤筋动骨。亲信兵将是什么,是他权力和地位稳固的保障,“满汉一家”的说法,他这个老狐狸怎么能信?
况且,对吴三桂来说,忠心耿耿根本不在他的字典里。历史上封藩之后。这个老家伙也始终对清廷保持着戒心,想方设法使清廷“裁兵、减饷”的措施无法实施,或者明减暗增,始终保持着手中有一股强大的军力。顺治死后,他进京哭势时。更是为防止朝廷的意外之举,特提重兵而行。
大凡总提防别人的人,总疑心别人来暗算自己。对别人不诚实,也总怀疑别人欺骗自己,吴三桂的心理便是如此。与明军打个你死我活,丧失自己凭之为恃的基础,这是他所不希望的。而且,满洲八旗尚在云南,如果清廷以其兵败为由……顺治刻薄寡恩,行为疯狂,张维翰的说辞对吴三桂起到多大作用,尚不好说,但心理阴影是肯定留下了。
“慎重当无大错,但亦有所行动。”方光琛沉吟着说道:“况此诽谤早已散播,却也非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