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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古文功底，段婉儿、龙儿，甚至梦珠，都应该在朱永兴之上。而朱永兴也知道自己除了见识广博外，其他方面的学识与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相差甚远。读书，特别是读史，借鉴古今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史书中历代名人的事迹和言行，不仅是充实自己，更是了解这个时代、融入这个时代的绝好办法。
而段婉儿现在顶替了龙儿的角色，红袖添香伴读书，不仅增添许多情趣，且译成白话更让朱永兴少费了很多脑细胞。嗯，软玉在怀，嘤声在耳，说是享受也不为过。
……………
第一百九十六章鉴
认真读史，举一反三，吸取精华，反省自己，思考人生的真谛，研究这个时代治理国家的政策，能使朱永兴才学更博、智略更广。而阅读史书，不仅使他在学识上会有提高，其文学素养和思想水平亦有所长。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辨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兴亡。”在闲暇时的读史生活，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对朱永兴的影响巨大。当然，目前还不明显，可从其此后的言行中，很多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
在传授、教导，也在学习、吸收，朱永兴可不敢小瞧古人，更不认为凭自己来自后世的一些见识便能将古人玩弄于股掌。所以，他走的是改革之路，却并不急于求成，步子也迈得稳健，力争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适应。
在军事上的改革是最明显的，但这也是形势所迫，能够获取胜利，便不会有什么反对。在政务上则要谨慎，一些原有的政策本来便很好，朱永兴可以照搬照用或稍微修改便实施的，则不必用标新立异来表现自己。
比如孙可望治理滇黔时提倡修路，提倡百姓家家种树，朱永兴便稍加改动推行如故。此举既改善了交通运输的状况，百姓院落中亦是树木葱绿、冠盖遮阳，成为一道悦目的风景线。
“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惩办。传示各府州县”。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凡发兵征战，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如上皆是大西军经营滇省曾采取过的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说明孙可望还是很有些才能的。朱永兴不管是谁施行过的。只要有效便下谕令实施。
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朱永兴也尽量改头换面，使其契合时代，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
在历史上，很多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毕竟，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出台政策，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但与民有利。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便会被曲意修改，从而成为害民之政。
说到底，还是吏治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事实上，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或者是一定想将其老百姓置于死地。
所以，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
而且，既然是一种治国的手段，那么人治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即使是为了青史留名，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和具有影响力，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在如此明显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实现其政治抱负如此不利的治国方略。
追根究底，人治与法制论证根源还是要从人的“性善”、“性恶”说谈起。就理论角度来说，法制更符合运动论，能够约束由于人思想的变化而做出的行为，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依赖法制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即便朱永兴是穿越者，也不敢自大到认为他剽窃的政策措施便一定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不同，生产力不同，人们的思想水平不同，道德观念不同……这些在政策制定和推出时，都是要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政策的先进与否，是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的，拿来就用，那不是睿智，而是愚蠢。
所以，朱永兴在形势稍微稳定之后，便一直表现得很谦虚、谨慎，尽量与智囊或属下商议后再作定夺。这样做，一方面是强调集体智慧，另一方面是使他的思路和别人的时代特点相结合。同时，这也是在逐渐摆脱人治的弊病。
“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的“人治”主义，过于重视人的特殊化、思想道德高度与自觉性，这种“贤人”政治的条件和基础显然过于理想化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对于后世的朱永兴来说，似乎不是什么纠结的问题，毕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他见过了太多丑恶的东西。与其相信人的道德修养，倒不如用法律条文加以约束。
“立国之初，宜用宽典，既彰殿下仁厚，又不致人人自危……”
“不然，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况地方新复，非严无以统众，惟在制宜而已……”
引经据典的文字朱永兴粗粗略过，沉吟了半晌，提笔在文件上写道：“法者，非为人亡政息，亦非为短期之措，之初、之后，皆当遵照执行，是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至于宽严之度，法未颁布前可认真研讨，颁布后则绝无宽贷，犯者虽亲信无赦，是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立法不同于推行政策，政策可依据情况不同加以废弃和修改，法律条文则是严肃的，长期的，绝不能朝令夕改。至于以后，金口玉言、出口成宪地高高在上时，朱永兴也不准备随意践踏。这不是什么高尚，而是他考虑得深远，既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
第一百九十七章先挫锐气
血腥味和火药味还在空气中飘荡，但清军已经退了下去，在壕沟、胸墙的工事前留下了遍地的尸体。
敌我双方瞩目的大战终于在龙岩东北的漳平拉开了帷幕。一方面是经过不断加强的明军，另一方面则是号称骑射无敌的满蒙八旗，以及一万多耿部藩兵。
尽管明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但清军却并不畏敌，信心满满攻击而来。曾几何时，满蒙八旗都是不可战胜的象征，创造了数不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两、三千铁骑便足以改变战场上的形势，将人多势众的明军击败。
现在，清军依然有着这样的自信。奉命抽调的耿藩部队也属精锐，还携带着近百门大小火炮，更让清军对胜利没有怀疑。
靖南将军都统穆里玛、定南将军副都统图海，皆是勋贵子弟，原在禁旅八旗中任职。今番出征，亦是踌躇满志，渴望着建功立业，不负祖上荣光。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满是八旗铁骑纵横无敌的光辉事迹，由辽东一隅之地席卷天下，多么令人热血沸腾。
对这两个满洲将领来说，即便是晋王李定国阵斩亲王尼堪，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尼堪是轻敌中伏所致，而且他所带的八旗劲旅人数也不是很多，并不如此次雄壮。
路上走得不快，从山东衮州到南京，再到浙江，都有地方支应粮草，但一路上需要不断抽调驻防的八旗兵将，也在搜集着大小火炮和弹药，终于在福建汇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五千满蒙八旗，一万耿藩藩兵，再加上炮兵、辎重等兵丁，也是浩浩荡荡的近两万人马。
经过这一番抽兵南下。南京、杭州等地的驻防八旗数量大减，已经不具备出击作战的能力。如果不是郑家和明军水师联合进攻的势头很猛，耿藩镇守福州必须要留下足够兵力，此次清军南下进攻的兵力会更强大。
一战定胜负，一战扭转形势，从清廷到领军的清将。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而来的。如果失败，各地驻防的八旗兵力单薄，绿营兵又不堪战，便再难以抵挡明军的趁胜而进。
气势汹汹，却也是倾力一搏。江南之地，驻防的八旗兵将本就不多，且又分散，主要还是起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而且，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
色厉内荏，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席卷天下的满洲八旗所向无敌的场面在顺治四年后便如昙花一现般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攻掠江南、统一全国，只不过是清廷以汉制汉策略的成功，以及南明太不争气的原因。
对此的认识，朱永兴恐怕是最清醒的一个，但他也知道，八旗凶悍、骑射无敌的印象是深植于人心的。必须通过一场酣畅的胜利予以打破。所以，他对此战异常重视。战场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使明军从此占据心理上的优势，则更重要。
晋王李定国衡阳一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保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南明之后的颓势。以及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的损失，到目前来讲，影响已经衰弱了很多。虽然出缅入滇之后，在朱永兴的领导下，明军取得了不少战绩。但对战八旗兵将却并不多，小胜利也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