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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屠刀让他们闭嘴，但却是朱永兴最后的选择。他意动于招揽名士硕儒，便是想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修史，昭黑白善恶，将被圣明化的东林党和清流打下神坛，千夫所指，群相唾弃，也与清修《明史》所抗衡。
没错，话语权、舆论权要操在自己手中，而名士硕儒的影响力则至关重要。而这名士硕儒也不是随便请来的，还要经过甄选，顽固不化、读死书的千万不能要，家族背景深厚，在江南势力较大的也不在考虑之内。
叶虎在提出建议时之所以有些犹豫，是因为他多少了解一点朱永兴的心理。对于不能经世济用的文士，朱永兴有一种异样的厌恶。
就象那些鼓动唇舌，极力将钱谦益描写成为人猥琐的白鼻子小丑而后快，可实际上相形之下，他们的生平行为也不见得如何的光彩的文人。在钱谦益九死一生，拼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以往的过失时，这些“高人义士”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终于优游林下以尽天年，再过几年，他们的子孙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于新朝了。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这番落魄的自嘲倒与朱永兴对很多所谓文人的印象不谋而合，夸夸其谈，而无一策；下笔千言。却无可行之实。手无缚鸡之力，空有嘴炮误国，这样的文人不要也罢。
而招揽名士硕儒重立新儒家，弘扬新儒法，则是放眼未来，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的千秋大事。
其实也不能全称之为新，很多儒家理论本来是朴素的真理，可在历朝历代，经过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的不断“净身”和篡改曲解。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比如孟子，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便因为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言，便被放牛娃出身的朱重八差点剥夺配享孔庙的资格，最后删去《孟子》全书八十五处。編成《孟子节文》了事。
从更层次来讲，历朝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钳制言论。根本原因还是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与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两者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朱元璋“删孟”，是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建立一个新道统。这个“新道统”的要害便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因为他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至此被彻底颠覆。
没有约束的权力势必滥用，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是一个道理。朱永兴想得很深，绝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删改。有纠正，有继承，有发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能依时代而进步，被历史的快车所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钱谦益，虽有污点，但学问是好的，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有幡然醒悟之举，可用；吕留良，虽应试清廷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且对应考经历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可用；黄宗羲，变卖家产，多次抗清，后隐居著书，可用；顾炎武，嗯，可用……
朱永兴先粗略地将中意的名士大儒挑选出来，又命人尽量找来这些人所著的书籍，由段琬儿翻译念诵，以期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能加快时间，他还请来了张煌言，直接向他请教咨询，获益匪浅。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令朱永兴感到惊讶的是，黄宗羲对经济也很有研究。其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个定律进行深入研究，引申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也是可行的。
这一下子，相比于顾炎武和黄宗羲，钱谦益、吕留良等人在朱永兴心目中的地位瞬间低落，虽然还有可用之列，但重视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二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的柱石。朱永兴赞叹感慨，立时便给情报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延请二人南下，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二人安全。
至于钱谦益、吕留良等人，愿来则来，不愿来便在家中著书。朱永兴既然动了心思，便礼贤下士一回，亲笔写了书信，盖上印章，以示重视。
……………
第二百二十章增兵向北，郑军不稳（祝十一快乐）
夏季台湾地区高温多雨，在偏南风向下，风速和缓顺畅，利于舟师渡海。乘南风风轻浪平之利，六七月间是进兵的好时机。
郑经准备已毕，亲率五军都督周全斌、侍卫冯锡范、咨议参军陈永华进兵台湾。而郑泰则坐镇厦门，以防万一。
而明军在闽省稳步推进，连新兵带降兵，已经拥有六万之众，还有数万义勇乡民之助，开始了对福州外围的攻打。
七月初五，攻克福清；七月初七，光复永泰；七月初八，闽清投降，明军不战而取。至此，明军完成了由南至西对福州的半包围，只给耿精忠留下了北逃浙江的一条路。
七月初二，邓耀和杨彥迪合兵一处，先袭台州，然后突然北上长江口，于七月初八杀入黄浦港，进抵上海县，县令吓瘫于地。城中百姓喧传“王者已至”，有执梃而阻遏官府者，有包戴网巾者，有讹言惑众者，有恐喝官府者。清江宁巡抚周国佐火速领兵来援，却于青浦遭到六千多装备精良的明军陆战队伏击，五千清兵几乎全军覆灭，周国佐亦被斩于阵中。
七月初十，明军挟大胜之威攻击上海县城，县城衙役持刀向知县项下，挟持县令开城出降。明军在上海县城休整两日后，又抵江北崇明岛，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任由明军占领崇明产米之乡——平洋山前东、西阜沙。
七月初三，长江水师进抵九江。清军南湖营水兵只有数百，不敢迎战，避而躲之。鄱阳湖穷苦渔民毛二半趁机鼓噪起事，聚众数千乘船冲破南湖嘴巡检司，进入长江投奔明军。长江水师得渔民指引。派战船十二艘，士兵千人，进入鄱阳湖，迫降南湖营水兵，然后轻取湖区的都昌县，劫掠府库后方驾船而回。
“海邑人民听其愚惑。皆乐贼来，全无一人守城，却有竟欲开门揖盗者。”
“海贼来去如风，江船被焚，岸市被掠，而财赋之区奚容致此，是防严未密，申饬不切耳。”
“但闻贼至，百姓欣欣向荣。胥役人等亦公然包网。民心若是，内变堪虞。”
…………
地方官员致上官的手札，大员向朝廷的奏章，无一不在叫苦，不在哀叹。乱了，东南沿海，长江沿岸，似乎明军到处都有。使清军疲于奔命，叫苦不迭。
攻掠如风。水师的机动性一经发挥，在陆地上就算跑断腿儿，那也是追之不及，反倒要累个疲惫不堪。而情报局的苦心经营，情报站、情报员已秘植于江南各地，再有沿海民众的响应支持。水师的攻袭更准、更狠，处处打在清军薄弱之处，令清军防不胜防。
七月十六，邓耀、杨彦迪率两支舰队数百艘战船进入长江口，冲过已被长江水师打残的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面沿江重镇）、福山（与狼山隔江相对）、江阴、靖江、孟河、杨舍、三江等清军江防汛地。过京口（镇江境内），直抵仪真（现仪征）。在仪真城外俘获数百艘盐船粮船后，一部携缴获船只返航东下，主力则继续西进，驶过焦山，于七月二十直抵南京郊外的燕子矶。
“海贼直犯仪真，未能先事绸缪，遂致损失盐艘粮船数百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迟延至今未见两淮运司设策画谋，作何补救。坐视商疲课绌，则悠忽慨可见矣。”
“咫尺江宁，势甚披猖”。
“镇江、瓜州门户也，今贼深入堂奥，岂能飞越而至”。
“幸有总督马国柱、提督管效忠指挥驻南京的满、汉兵丁‘奋勇截杀’，乘胜追至三江口外，非此一举则大江南北岌岌乎殆矣”。
东南震动，奏章无数，所幸最后对清廷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而七月二十六，被满、汉兵丁于陆上“奋勇截杀”而“失败”返航的明军舰队，却于回途中在扬州府属吕四场登岸，击败防守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并在瓜洲江面耀武扬威，封锁运河口达十余日方返回长江海口的长兴、横沙两岛驻扎，继续威胁运河漕运。
至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清军已被完全调动，加强沿江布防的兵力是应有之义。特别是瓜洲、镇江，作为运河漕运的重点站，清军不得不驻扎重兵，并耗费资财，再建拦江工事。
或许清军还有些庆幸，庆幸明军陆上兵力不强，只能沿江扰袭，无法登陆攻击重镇名城。但这个庆幸很快便要化成泡影，一支明朝陆军已于七月十三由广州出发，正行驶在海面上，直向北而来。
水师袭扰的效果非常显著，所经之处民众积极响应，只是苦于陆战兵力不强，难以扩大战果。朱永兴和参谋部意识到了这一点，狠下决心，抽调尚未满员的广州卫戍师及海南岛驻军，组建了六千人的北进兵团，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