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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方氏家学注重“河洛学”。认为：“河图”、“洛书”为《周易》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模式；而数学中的演算法则皆出于河洛图书。方以智曰：“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周易时论·后跋》）。所列“河图洛书旧解集”及“密衍”、“河洛析说”；是在总结旧说的基础上阐明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如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 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
其次；方氏家学推崇邵雍之学并多有发挥。如方孔炤“环中无非大始”、“先天定体，后天交用；邵子纵横举概耳”、“先在后中；惟知善用而已”、“一阴一阳之渭道；皆仪即皆极也”、 “方圆卦爻；总一太极”、“所言皆大二也；即大一也，故邵子曰一非数也；无体之一即不落有无不离有无者也；然非物则道不显；故以象数、声数证其几焉”及方以智“谓此表半顺半逆之理势；而藏其全顺全逆之用可也”、“大一即大两”等说；皆是在会通邵雍之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论述。朱熹的《易学启蒙》本河洛图书说及邵雍的先后天说而推衍成书；而《图象几表》则是对自汉宋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空前的总结；汉代则以京房、扬雄为主；宋代则以《易学启
蒙》中的朱熹“河洛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为主。于引用诸家旧说的基础上着重于阐明方氏家学的太极观、河洛观和先后天观。其新颖之处；则在于对于所谓“科学易”的发挥。于天文、历法、算学等诸方面无不渗透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如果我们追寻“科学易”的发端，《图象几表》则是…部典型的著作。方氏家学特别强调“以物观物”的“质测”之学，认为这是“通几”的必由之路；此一点亦是邵雍“观物”思想的进一步拓展。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是明末一部很重要的易图学著作。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和引用的自然科学知识；皆是为立易学为万法之根本学说服务的。如谓其为一部易学哲学著作，莫不如说其是一部假易学而阐述哲学思想的著作。今天看来；以《周易》为万法根本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如依利马窦所传天文历法知识所搞的“崇祯历书”及一些几何知识等；并不出于什么“河图”、“洛书”；精确的历法（包括闰朔与交食）同《周易》之间并不相关。方氏家学出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片面认识；在总结历代象数易学的同时，把当时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孱入其中；谓其皆出于《周易》；则是过高
地评估了易学的价值。方氏家学从“象生数；数明
理” 的观点出发；用大量的易图表达“象”与“数”；强调由象数而及义理、由“质测”而“通几”的认识过程；应该说有其化时代的意义。然而；如谓其开“唯物辩证”思维之端；则又有不妥。一则强调“观物”而知理的人有邵雍在其先；二则毕竟“河出图；洛出书”本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周易》有如一座大房子； 方以智的《图象几表》则有如是要装入大房子里的东西。总结历代的易图；亦既是对这些易图的“终结”；有的则是从大房子中里拿了出来；有的则是重新包装之后再装入到大房子里。所谓“包装”无非是加上了一些时代的色彩而已。其后；如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所作的工作仍然如此。易图本为佐易说之不足而作；发展到明代后期；则又不仅仅如此；一些思想家要用易学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借用易图就是一条很方便的途经。方以智（或方氏五代祖孙）就是其中的成功者。由此可见；易图学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因图明文”解释《周易》的经传了。从朱熹的《易学启蒙》到方以智的《图象几表》的发展过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一书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