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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的延安是中共中央驻地，也是八路军后方大本营。朝朝暮暮，风晨月夕，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时时传出雄壮的抗日歌声。被迫实行联共抗日的国民党政府还在延安城里保持一些机构，街上一些建筑物门口挂着“肤施（延安旧称）县党部”、“肤施县政府”等牌子，邮局等部门也由他们控制。敌我阵营分明，中统、军统也在延安设了秘密据点，时不时搞些反共活动。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在延安军民的大力协助下，破获了一起敌特案，逮捕了以宝塔山下一古寺住持僧人超尘（俗名孟知荃）为首的中统小组的多数成员，保卫处长周兴亲自主持了审讯工作。
案情似乎并不复杂：超尘早年在南京读过佛学院，1930年加入中统，接受过射击、爆破等专业训练，几年后奉令潜回家乡延安，在清凉寺为僧。超尘身材魁梧、贪淫好色，因不守清规而被逐出山门。但他有后台，1936年经国民党县长马濯江出面协调做工作，超尘被安排到宝塔山（又称清凉山）背后一古寺中当起住持。红军进入延安后，超尘指挥手下的一伙特务造谣言、搞破坏，利用暗藏的电台不定期地向西安中统站发密码电报，送去我党政军情报，引起边区保卫处的注意，及时实行监视，并向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作了汇报。超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耐，继续搞特务活动。仗恃腰包里有的是钱，他与众多有些姿色的青年妇女保持通奸关系。大晴天，超尘常坐在宝塔山上一岩石边吸烟和品茶，若发现山下某农家晒红丝绸面被子（这是约定的暗号，表示男主人已外出，夜晚不会在家），他就在晚上摸下山去与那家妇人私通。
正因为超尘不知收敛，在延安百姓中民愤很大，他被捕后对自己的恶行劣迹和特务活动供认不讳，请求免其一死，最好将自己交给国民党方面，由高仲谦县长处置。但他的请求被否定了，几个月后他被处决。他部下的几个特务有的因有血债在身被公审后处决，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此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起敌特案被破获后，延安古城暂时平静了几个月，但若将这一起案子比之不久后发生的触目惊心的敌特大案，那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大案长时间以来都鲜为人知……
（二） 1938年4月，延安城外东郊公路上尘土飞扬，从西安方向驶来两辆军用卡车，在哨卡上受到边区守卫部队和民兵的检查。司机和同车的上校军官均出示了特别通行证，并表示他们是奉胡宗南司令之令护送肖致平教授、刘永川教授二位名流来延安参观访问的。那军官完成了任务后，即傲气十足地与八路军官兵和民兵挥挥手，转身上车，绝尘而去。肖致平教授很激愤反感，指着驶远的军车骂了一通；刘永川教授则保持儒雅的风度，与检查人员客气了几句。
随同二位教授访问延安的还有一位英俊青年，名叫沈辉，长着一张国字脸，双眼很有神，身材中等略高，穿着朴素的卡其布中山装和已补过的半旧牛皮鞋，仪容整洁，神态谦和。他名义上是肖教授的私人助手，显得学生味十足。
肖教授向骑毛驴前来迎接的陕甘宁边区教育部长徐特立、陕北公学负责人吴玉章等人介绍：自己和刘永川教授原先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教授社会学。北平沦陷前他和刘教授、陈源教授等同事南下去武汉，在武大执教才几个月，战火又燃向这个华中重镇，他们只好联袂西行入川。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课，这回访问延安是希望增加对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了解，进而以亲历亲闻来驳斥重庆国民党方面的反共宣传。
实际上像肖致平这样的教授在当时并不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是较早要求参观访问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故而他与刘教授都受到很高的礼遇。到了延安后，他们被安排住在杨家岭中央招待所的窑洞里，天天有热水供应，有警卫分班保护，伙食也远远好于延安的党军政干部。抗战初的延安，天天能吃上猪肉、白面馍馍和白菜、萝卜、豆腐等菜肴是非常之不易的。连日来，肖教授等3人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迅艺院、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还观看了留守部队的操练、射击等项目。他们还荣幸地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沈辉表现得很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与二位教授保持着无形的距离。他看八路军演练时很认真，还主动上球场和八路军官兵打篮球，很投入。傍晚，在流萤闪亮的延水河边漫步时，这个沈辉倾听着《黄河谣》、《延安颂》等歌声时，竟然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
30天很快就过去了，肖致平、刘永川二位教授恋恋不舍地向东道主提出告辞，说如不及时回西安，将招致破例为他们提供帮助的胡宗南将军的不满，而胡一向是以既抗日又反共而著称的。不想沈辉却坚决不肯走了，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他向有关方面表示：当初正是出于想投奔延安，才中止在“中大”的学业，主动要求给与他父亲是世交的肖教授当随员的。
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沈辉实行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与他两次谈话，试图发现什么破绽。当年延安处于胡宗南2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包围之下，为防范国民党特务的渗透破坏，对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一律实行政审与调查，且大多行之有效。据沈辉自我介绍，他是河南息县人，在家乡读完中学，1936年考入开封师专，抗战爆发后南下入川，经肖致平教授相助，以同等学力进入重庆北碚的、由南京内迁来的中央大学一年级就读……
保卫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出于搞政保工作的强烈责任心，又请重庆我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大”的情况，应当说是够慎重的了。在重庆那边信息未反馈回来之前，沈辉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部普教科当临时性的助理员，暂不定编制。
不久，保卫处副处长王范在延长县处理了一起日特汉奸破坏案后，回到延安向周兴作了汇报，周兴也向自己的副手说起手头处理的几件事，彼此交换了看法。王范的经历不同于老红军周兴，他是江苏如东人，1926年入党，参加过红十四军。1929年红十四军在江海平原失败后，他流落上海，为谋生计，当上租界巡捕，并与党接上关系。其后，他利用巡捕身份协助陈赓领导的特科，打击敌人和内奸叛徒，屡建功绩。1932年他因被叛徒指认而被捕，关进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范被释放，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与李克农的安排，他马不停蹄、千里迢迢地去了延安，很快就担任边区保卫处侦察科长兼副处长。在大上海搞地下斗争的丰富阅历对他在延安的工作极有帮助，他已练就极敏锐的眼力和判断力。他带领保卫人员逮捕特务头目超尘，用他的话说只是牛刀小试，他根本不相信国民党的特务都这么好对付，他与李克农、汪东兴都认为那很可能只是敌人用来迷惑我们注意力的一种舍卒保帅的花招，肯定还有潜藏较深的敌特。
王范特地找沈辉闲聊了一次，试图作出准确的判断。沈辉很沉稳，应对如流、从容不迫，惟一的疑点是他自称是河南人，但口音却总有江南苏浙一带的味道，令王范生疑，于是单刀直入地向沈辉发问。沈辉笑着解释，他小时候在上海舅父家住过几年，舅舅在美孚煤油公司当职员，他在上海徐家汇长寿路小学念过书，因而说话带一点江浙口音。他还说了几句不太纯正的上海话，王范审慎地听着，点点头，看来沈辉的解释大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
即便如此，王范和周兴一样，还是不能完全对沈辉放心，他们等待重庆我党组织对调查函的回复，同时对沈辉作适当的监控。那个时期一点也不能放松警惕，延安民间已流传一些政治谣言，比如说边区政府主席王明（陈绍禹）和妻子孟庆澍因政治上失势，打算在苏联驻延安党中央联络员帮助下出逃等，还称日军将出动百架飞机炸平延安……这些谣言肯定是国民党特务炮制的，意在蛊惑人心。
（三） 那个“进步青年”沈辉竟然还真是个极为老练的特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浙江人，早年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很反动，在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时加入国民党。1932年，他经特务头目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主要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恬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我党外围组织，是戴笠心目中的干员。沈之岳善于伪装，又读过《向导》、《社会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又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自认为文武双全。
抗战前一段时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他父亲与肖致平虽认识，却并非什么世交。那么，肖致平教授何以承认这个说法并且让化名沈辉的沈之岳随同自己去延安参观访问呢？是不是肖致平有意而为之？由于年代久远，这已成了悬案，以至于前些年海外有报刊指出肖致平有两重性，他与军统上层有过一段暧昧的令人生疑的关系，没有他的帮助，军统大特务沈之岳是很难进入延安的。
沈之岳设法冒险潜入延安，是为了执行伺机谋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使命。他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还向他的直接上司、军统驻陕坝工作站站长毛人凤立下军令状，表示他只要潜入中共严密控制的延安，定然不会失手，他将相机行事，力争刺杀行动成功，作为对党国的报答。毛人凤是戴笠安插在陕西的心腹，他表面是户县政府的书记员，沉默寡言、敬职本分，实际上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奸诈阴毒、多谋善算，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