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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选摘-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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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少衡的小说与旧官场小说是有着巨大区别的,它不是一味写官场的争斗与倾轧,写官场的腐败现象;也不只写大事件,而是写生活的细节,写小事件。对于旧官场小说而言,少衡小说中的事件都是微不足道的,要么是开发一个项目(《尼古丁》),要么是引进一项外资(《纳米布》),要么是面对一项常规的工作检查(《秘书长》),这些官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工作被少衡放大成一幅幅无比生动的画面,这里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勇气与才华。
  且不说少衡叙述故事的沉稳与老练,就以他对人物与世事极富洞察力的观察与描述,我们就已如身临其境一般。在少衡的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世事练达的叙述者,而且常为他精彩而睿智的发现叹为观止。这不能不说是少衡小说的独特魅力,它理智而智性,叙述沉着老到,不动声色,同时又稳中见巧,幽默而风趣。
  少衡的小说是充满智慧的,这种智慧就在于他对于故事的巧妙组织与安排。一个原本并不曲折的故事,他却处理得极有悬念,也极为生动,让人充满期待;同样,一个相对平淡的故事,他却能够发现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与力量,这也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如《尼古丁》、《霸王阵》、《钓鱼过程》等都是如此,故事虽然一般,但处理得极有悬念,结局也是极其耐人寻味,令人难以释怀。显然,作者相当沉得住气,也不轻易暴露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但结局的出现却无比自然,给人一种颠覆般的体验。如《尼古丁》结尾时记者钟路琳听到县长李彬死讯后的“失声痛哭”,如《霸王阵》中曾惠华知道县长魏远东投案自首后的“泪流满面”,这些女人在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的恰恰是一种明辨是非与感佩的心。她们的这份柔情正好颠覆了我们前面对官场主人公的成见,从而展开了又一轮新的回顾与解读。主人公的形象由此进一步丰满起来,从而也立体化了这一本来并不意外的形象。
  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巧妙用心所在,他并不轻易地暴露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情感,甚至于用相反的轨迹来安排女主人公的情感态度。从一开始的敌对与没有好感就给人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如钟路琳对李彬的最初印象是李彬的“旁若无人”与“派头十足”,如曾惠华给人的感觉是对魏远东的不敬,口口声声说“这人土匪得很”等,这些无疑是相当真实而又具有迷惑性的。人物从表面上的对立面走到了完全从内心接受另一个人,这恰恰反衬出了这个人物独有的魅力,从而也可见作者的别有用心。
  一个个官场上的小人物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并轻轻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这充分显露出了作家深厚的功力。就像他们悄悄地影响着身边的人一样,他们的魅力也注定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之妙我想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来自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既没有被人为地拔高,也没有任何人为编造的痕迹,所以,他们能够真实地感动我们。李彬的执着自负与欲罢不能,魏远东的历史情结与石狮情结,曹成功的“三椎”与“六毛”秘书经(《秘书长》),副乡长“我”的钓鱼理论(《钓鱼过程》),霍建明的“散步儿”手段(《纳米布》),唐中和的经常性心理紧张与失眠(《亚健康》),所有这些谈不上优点的官场理念或官场总结都是相当生动的。而尼古丁与亚健康的对比则更像是一则隐喻,揭穿了某种深层的官场痼疾。
  少衡在这一点上显露出了他更高一层的智慧,那就是他对一篇小说故事的概括力。在小说中,这种概括力往往要到最后才隐隐约约地揭示出来,这就是一种功力。少衡思考的深度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官场的思索与理解,可以说达到了少有的高度。他触及的领域已不仅仅在于官场人物的堕落与权势的书写,而是在官场的体制本身。它引发人深思的也不仅仅是官场的黑暗面,而是这种机体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他思考的已不仅仅是个体官员的堕落与腐败,而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正直的官员面对这种生活的艰难与无能为力。它指出的是个体的人在这种机制面前的困惑与无力,由此直指这种机制本身的缺陷。
  这显然是更高一层的揭示,也从中暗示了它与原有官场小说的明显区别。这种智性的思考使作家摆脱了俗常意义上的官场书写,而是直指这一类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内涵。这些官场人物之所以有别于过去同类小说的书写,也远远高于这一类型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思想所起的作用。正是因此,我认为,少衡的小说体现出了一种理智与智慧,它预示了一种新小说文体的出现,这就是新官场小说。
  文/傅翔(青年文艺评论家、作家)
  2005。9。16福州
◇ 置身波澜不惊的诡秘心迹——杨少衡小说的讲述策略
  作者是什么?作者之死!面对当代理论咄咄逼人的追问,我难以回应。既然我不能自由地享用阐释的自由,选择一种被认为是陈旧的方法实属必然。尤其现在面对杨少衡的小说创作,不仅作者存在并活着,我还十分关注其在一系列作品中的顽强表现,不断重复的那部分,包括特点、个性、经常运用的手段、笔触伸展的地域,甚至那无意的流露和刻意的回避。
  杨少衡这几年写的几乎清一色的官场人物,有人戏称为“官人系列”。他的故事从不沉湎于想象中的邂逅艳遇,亦没有盛气凌人的欢笑与尖刻亵渎的口吻。对人,他推崇善解人意,没有大奸大恶;对描写,他极其吝啬,其中男女情爱尤为突出,尽管他的作品有涉及男女之情,甚至不乏捉奸、强暴未遂之场景,但他依然杜绝情爱的“镜头”,甚至连接吻的“特写”都不会出现;他似乎生来就知道善待女性,从不涉足“花”之恶,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该你的时候》中的县长吴悠、《祝愿你幸福平安》中的妻子许丽娜、《林老板的枪》中的公关小姐宋惠云即可。杨少衡对描写的排斥性还可以推而广之,凡自然风景、人物表情、环境居住摆设、衣着打扮等等,他都不好打量。作为叙述者,与其说他像“组织部”里出来的道听途说者,不如说其更像一位耽于内心生活的普通官员,不断制止妄想的欲望、留意笔下人物的升迁史、观察同事间的关系史,不好简单的判断,更倾心理解。他的小说基本不用第一人称,故事人物设计几乎清一色的2+1。我们甚至都不难发现“面面相觑”、“哈哈哈……”等字眼都会出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
  不错,杨少衡是说故事的能手。几句对话、一个人物的特征介绍、人物的失踪、突然发生的事情、睡觉之后突然听到异常的响声都能构成其小说的开头,截取故事过程中具有悬疑的片断、开门见山、直截了当,颇具虎头相。我们很快进入了作者讲述的世界,伴随着重重疑点、种种猜测、满怀希望,最后略有失望地读完其小说。在这崇尚故事性的年代里,杨少衡的小说受到礼遇是应该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刊物、选刊都载有他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重要的评论家也都没有评论过他的作品。我和友人曾谈起对杨少衡小说的兴趣,结果招致一片反对声。究其原由,大意是说“太像故事了”。真是成也故事败也故事。
  故事与小说的异同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而今奇谈怪论却尘土飞扬。说什么小说应该回家、回到故事。仿佛小说创作如此迷惘,以至于到了居无定所的地步。呼唤故事的呐喊声,究竟是魂不附体还是借尸还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小说家王安忆曾出过一本理论集子,详尽而深入地探讨过小说和故事的关联性。此书书名为《故事和讲故事》,出版于1991年,距今15个年头。书中的文章大都写于1988年,距今18个年头。18年前几经深入的问题,而今莫名地又回到了起点。怅惆之余,真不堪回首。历来小说家理论家都给小说下过很多注解,我最为看重的是多义性。略有不同的说法有多重含义、复调、隐语、反讽张力、互文等,海明威也有为大家所熟知的冰山的比喻,直接的说就是“话里有话”。杨少衡是一个长期在底层官场摸爬滚打而有着小说家眼光的叙述者。他讲述的故事固然可读,但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故事里的小说。因为我相信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回答巴尔加斯·略萨采访时反复阐述的那句名言:“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是因为它超越了故事。”
  多义性来之于转换机制,没有转换何来多义。在不经意中撕去人们早已习惯的官场之面纱,用酒后的鬼话,街谈巷议之笑去敲打紧绷的神经,以生活“无定形”的片断去修补结构的缺陷,而并不优美的行文则给十分干练的简洁所遮掩,赏心悦目的背后有着居心叵测的真相,并不精彩的情节却让可读性大大受益,这都构成了杨少衡作品的转换。曾有人总结小说创作“令人十分满意的状态是想象力沉入作品之中,而作者心中平静如水,波澜不惊”。而波澜不惊,正是杨少衡小说时空隐语最富有特征性的转换。
  波澜是表相,用杨少衡小说题目来说叫“疑团重重”。《蓝筹股》中贺亚江凭着敢想敢为、能吃苦、敢碰硬的能力,聪明不失时机地顶撞庄猴子,冒死闯阵及时调解两个村子的大规模械斗,果敢地处理南大桥的爆炸事故。与此同时凭着他那套蓝筹股的人生哲学,从县文明办副主任一路升迁至县长。最终因制造一起两人三命的重大交通事故从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伴随着讲述者不时流露的同僚之伤,难以掩饰一种凉意。十年仕途一笔勾销,买股论也随着“自嘲”远走高飞。断断续续的介绍、支离破碎的信息与叙说、不断插入的分析、猜测与判断,使得故事的讲述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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