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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应当把他交给革命法庭，如果在“白区”遇到了顾顺章，每一个战士和工农都有责任将他“扑灭”。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发出这种“通缉令”是相当罕见的。
1932年，19岁的张永琴是南京的一个高中生，一个小业主家庭的女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她和26岁的顾顺章走到了一起。张永琴说，那个年代相亲时一般都是由双方家长陪同，年轻男女在公园那种公共场合见个面。而顾顺章却直接来到了她的家里。
张永琴：“我现在想想才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危险人物，害怕嘛，到人家家里来嘛，他了解情况，他就上来了。（第一印象）能说会道。”
几个月后，顾顺章与张永琴在南京中央饭店结婚。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徐恩曾亲自到场祝贺。蒋介石也派人送来礼金1000元。婚后，顾顺章与张永琴住在南京细柳巷的一处二层楼房里。在此之前，顾顺章已经把女儿顾利群、侄子顾益群接到了南京。
张永琴：“（顾在家里）勤快倒是蛮勤快的，喜欢扫扫弄弄，倒不是做老爷。（主持人：他会变戏法是吧？）小玩意儿，这点方面很聪明，小聪明。”
顾利群：“南京那因为家里地方比较大，也有平台，他在平台上变魔术。这个时候大概我有五六岁左右，我也做他的小助手。”
顾顺章留存至今的照片极少，唯一一张他的照片还是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后的一张合影。
顾利群：“（印象中父亲的外貌）中等身材，人长得很结实的，眼睛也蛮大，鼻梁也很高的。我的母亲讲，你父亲眼睛都能说话，他眼睛怎么样一来，他手下人全部知道的。而且我的父亲化妆的手法很高明，一经化妆，人家认不出他来的。好象有一次他从家里后门出去，前门有保卫——国民党派来名义上保护他，暗里面也就是监视他的举动——他前面讲，我要找某人，他们就带他进去，进去后，我跟我母亲在客厅里面。他们说，找顾顺章，我妈妈说，你等一下吧。叫毛毛叫爸爸。怎么我进去以后呢，出来，我说爸爸没在里面，到啥地方去了？结果这个来的人把眼镜拿掉，把假胡子拿掉，假牙齿拿掉，是我父亲。我跟我母亲大笑，怎么是侬嘛。”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成为著名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它的负责人徐恩曾后来回忆说，顾顺章成为他的下属之后，他们在全国各地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尤其在破获很多大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的过程中顾顺章的作用很大。徐恩曾说，他好象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共在许多城市中的组织都遭到破坏，有些组织长期不能恢复。顾顺章还组织过特务训练班，并编写过有关特务工作的书籍。许恩曾在回忆录中说，他很遗憾，顾顺章并没有与他们合作到底。
主持人：“他跟徐恩曾两个人好不好？”
张永琴：“不好，不怎么好。他们不会吵架的，顶多不听指挥，就是这样子。不过他很苦闷，总之他们不怎么合作，一直别别扭扭。”
顾利群：“我就看见父亲，他一个人把手背在后面在那里来回踱步，好像在想心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敢打扰他。”
张永琴：“顾顺章这个人很矛盾，他要做好事，他又做不出来。”
顾顺章的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住在家里的秘书、保镖都是徐恩曾的眼线，这一点彼此心照不宣。据说军统头目戴笠对顾顺章本领非常欣赏。一次顾顺章给戴笠寄信，这件事被顾顺章的保镖告诉了徐恩曾，这使徐恩曾大为不满，同时，徐恩曾还怀疑顾顺章杀了他手下的一个重要特工。
顾利群：“中央党部请我父亲去开过好几次会，他手枪带在大衣口袋里，在开会当中一个姓顾的，叫顾建中就把手枪摆台上，他讲，怎么样，你再不好好地干，不跟我们干，我要你的命，手枪拿出来。顾顺章这个时候，你拿手枪，我也拔手枪。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对顾顺章下手，人家放他回来。他回来以后，当晚就跟张永琴讲了，我今天很危险啊，如果我不带这把手枪，可能我已经回不来了。”
此后顾顺章一直称病在家休养。张永琴说，顾顺章经常与一些境遇相同的共产党变节分子一起聊天，发泄不满。顾顺章还收藏了一些古董，他准备获得自由之后就脱离政治开古董店维生。不久之后，女作家丁玲和她当时的太远冯达也被关押在顾顺章的家中。徐恩曾要求顾顺章看管丁玲夫妇。
张永琴：“我很同情她（丁玲），我总帮助她的。他们把她关起来，我偷偷地把他们带出去买东西。所以我们的感情蛮好。他（顾顺章）对他们也同情，所以就由我去带他们出去买东西。这个风险蛮大的。丁玲逃掉，他交不了差了。是吧？所以他也很矛盾。”
顾利群：“他已经跟徐恩曾提了辞呈，想离开。但是还在挽留他。他的辞呈写好以后，叫我妈妈去拿给丁玲看，叫丁玲再修改一下。丁玲有没有给他修改，也不晓得。”
1933年初，顾顺章又一次在上海出现。所说，这是他在1931年被捕之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两年之前，他还是一位在共产党内受到尊敬令敌人心存畏惧的顶级特工，而两年之后他变成了共产党人一定要除之而后快的大叛徒，又是被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着的“异类”。
顾利群：“他曾经跟继母带我一起到吴淞扫过墓，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坟，坟里面大概埋着九口棺木了。”
顾利群说，顾顺章在上海瞒着国民党方面秘密托付家人把一份藏匿起来的中共绝密文件加以销毁。
顾利群：“顾顺章在离开上海，扫好墓离开，特地叫张长庚同叶奇蓁，问他，我托你们，叫你们办的办好没有？千万要。我们一起亲眼看见他取出来全部烧掉了。我说虽然顾顺章在南京为国民党办事，但是他心里面也想到共产党很多机密。”
主持人：“这件事你是听谁讲的？”
顾利群：“我舅舅也讲过，我的这个继母也讲过。”
1933年、1934年，顾顺章奉命两次搬家。一家人住进了小房子。1934年春天，顾顺章以养病的名义远赴日本。他在1934年9月下旬回到了国内，在10月2日就遭到逮捕。
顾利群：“我记得是10月份是秋天了，外面下了蒙蒙的小雨。有部黑色的小汽车停在门口，好象请他上车去开会。我在那里玩，我就看见父亲从里面出来，夹的大衣还有礼帽戴的，在门口朝我看看，摸摸我头，他讲，你等会儿进去吃饭了，我要跑出去开会。我就讲，好的，爸爸再见。他就走了，一辆黑色汽车把他带走。是 1934年10月份，那一天他离开家以后，从此没有回来。”
徐恩曾后来回忆说，他发现顾顺章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徐恩曾的手下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些中统内部文件，后来“证实”是顾顺章传出去的。不久又有顾顺章的部下向徐恩曾告密说，顾顺章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徐恩曾说自己在经办的几十起“自新转变案件”当中，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也有资料显示，当时顾顺章有意在共产党变节分子当中筹组一个“新共产党”，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顾利群：“我的母亲非常担心，就怕他们无情地把我父亲弄死，所以经常要去找他们。找徐恩曾啊，顾顺章怎么一回事？（他说）顾顺章他不听我们的话，不肯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工作。他大概好像还想私下里要营党结派吧，好象要跟我们对着干。这种人，好像是我们现在已经对他不感兴趣。”
1934年10月6日，顾顺章被捕的4天之后，张永琴的母亲被看管她们的特务开枪射杀，就倒在张永琴的眼前。
顾利群：“我母亲也上南京的最高法院打官司，把家里一系列情况都端到南京地方法院去，法院不敢受理，因为这个是中央的事情，你要告到中央去看，我们专门是民事官司的机构了，我们没有办法告到中央。我母亲当然心里很愤愤不平，丈夫被你们关押去了，母亲又死掉了，而且我外公为此马上就中风，后来总算抢救过来，但是嘴巴总归有一点歪。”
1934年底，徐恩曾同意张永琴去苏州反省院看望顾顺章，张永琴当时收到了一个顾顺章托人送来的字条，要她“千万勿来”。
顾利群：“大概这个时候是1935年，春天的时候，等到我母亲到了苏州反省院，他们已经把他转移了，把顾顺章转到镇江看守所去了，我的母亲就扑了个空。在苏州反省院，他们就不放她回来，就被送到反省院去反省。一反省就是一年半多的时间。”
张永琴：“他那有什么理讲呢，我不听他的，他就揍我嘛。”
与此同时，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也被关进了杭州反省院。大约在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半夜，曾经当过顾顺章秘书的王思成把张永琴叫起来谈话，他告诉张永琴说，她的丈夫顾顺章已经在镇江遭到了枪决。
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当中的名气很大，人们传说他不仅精通易容、魔术，而且还会催眠术和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用铁链穿在顾顺章的琵琶骨上，以镇其“邪术”。
顾利群：“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杀掉，司机把车子开到那里的，顾顺章知道，今天是已经完了，他仍旧很冷静。他在镇江反省院事先做好准备了。他把纸条塞到了帽子里头，临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给司机，他讲我感谢你好像，把我帽子送给你。你把帽子检查一下，好不好戴。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后来司机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就把这个纸条送给我母亲了。”
1936年秋天，张永琴在被关押了22个月之后获得了释放。她的家里被特务机关抄走了许多东西，对方陪了几百元钱，张永琴用来安葬了顾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