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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是一种粘着语，它是靠上下文来推导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以前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有句读，划个圈就可以。可是在西方语言中间没标点符号就没法说话了。意思就非得拧了。那么这个语法本身就带来了一种句法结构，句法本身就带来了逻辑，逻辑说到底，实际是一种谓词结构，是谓词逻辑，是一种句法关系。所有的S都是P，有的S是P，或者什么东西，什么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这样子的话，它就抽象化，抽象化以后带来了整个可以进行逻辑推演的东西，就带来了形式逻辑。到了亚里士多德这儿成了他总集大成，这样成为形式逻辑的思维体系，西方人就走向了逻辑之路。也就是逻辑来源于它文字的抽象化。文字的抽象化是来源于什么，是来源于它的载体不方便，如果它早有（方便的载体）这东西的话，象形文字就直接保留下来了。而中国人呢，很早我们就把它记述在木牍上，木板上。现在为什么（出土的）木牍少，竹简多呢？因为木牍比较容易腐烂，竹简比较硬，保存下来比较方便。钟鼎文、石碑都是祭祀（记功）用的，实际上人们日常交流的还是木牍和竹简。这些东西下来以后，把象形东西就留下来了，留下来，我们就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没有走形式逻辑这条路。
大家看了，在两河流域和腓尼基人，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文明之间是不一样的，尼罗河文明那边，大概是象形文字比较多一点，两河流域这边，先发展成为楔形文字。它先抽象化。楔形文字它和腓尼基字母中间有个对照，这个对照表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说到这，就要讲一块石碑，很有意思的。这个叫罗塞塔石碑，罗塞塔石头，Rosetta stone 。罗塞塔石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当时法国人跟英国人打仗的时候，被一个士兵发现的。
这个石碑上大家看到有三种文字，因为从象形文字过渡到抽象字母的过程中间，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不断地慢慢抽象化的过程。上面有三种文字，正好是在，当时大家看那个《埃及艳后》，克拉娄巴特拉这个时代，还有后面他的那个后代，托勒密时代。这个碑文大量的东西都是记功碑，就是记载着皇帝功绩的。后来人们发现了，里面并不是全象形了，很多表示动物这些图形的东西已经表音了。表示音，表示一个字母发音，并不是表示一个字了。所以从那开始，（法国的商伯良）就把这些字破译了，翻译了当时这个碑文。所以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思维是这样过来的。把它抽象化的过程很有意思，这都证实了我刚才那个推断。有了形式逻辑以后，人们就开始（用这种方法）进行思维，逻辑推演是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工具。当然逻辑有悖论，在古希腊的时候，芝诺就讲过著名的“芝诺悖论”，后面他们为了搞“芝诺悖论”，推出了微积分来。比如说芝诺讲了，你要跑一百米，总要跑二分之一吧，二分之一中间还得跑二分之一吧，二分之一中间还得跑二分之一吧，剩下的二分之一还得跑二分之一吧，总有个二分之一。这样的话一百米就跑不到头了。大家可以这样想。可是在现实中要知道，一百米一会儿就跑到头了，怎么在逻辑上推，就推不到头呢？还有很多的。比如“我说的话都是假话”，那你这话是真的吗？是不是。“凡事皆有例外”。这话是不是例外？你这话有没有例外？都是逻辑把自己绑住自己的腿。所以逻辑中间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悖论，才出现了到后面有了辨证法这些，黑格尔这些人想用辩证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人用象形文字，它开始从形就把它记载下来，但是它也是抽象的，不是抽象到那样一个程度，抽象得像西方的，完全这个形跟这个意就没关系了。我们中国人从来是，汉字具有很强的模拟性和多维性。
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长得像一朵花似的，她是像花的形状？还是像花的气味？还是像花的颜色？还是像花的植物性质？还像花的什么什么？都像。但她不像桌子。她不像计算机。为什么？它还有是差的。所以你光说像花的形状，或者像花朵气味，或者像花的颜色，都是把她抽出来一维一维的东西。而汉字具有很强的模拟性，有它的多维性质。所以说字母的抽象使严密的语法规则形成，严密的语法规则形成了严密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我们中国人就不具有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这是我们的缺陷。爱因斯坦也讲过，他说西方之所以优于东方，暂时优于东方，他原话这么讲的，就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早期建立和近代实证主义的发展，实证科学发展，这是两条。后来我奇怪的是中国人把实证的事情都做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把这个近代科学发展起来，就来源于我们的思维方法不能进行逻辑推演，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西方的一神教，基督教是一神教，为什么是一神教呢？来源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
小孩看小儿书，谁最厉害？比如看《三国》，中国人就编出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其实他们之间真要打起来，不见得哪个厉害。没有一个恒定的参照系可以去判断哪一个人更厉害。但是人们心目中总要追求一个更厉害的人。那么主宰这个世界的大神到底是谁呢？所以说人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唯一的东西，由于它这种形式逻辑推演，就推出来唯一的一神教的东西。所以整个，而且在中世纪中间，甚至中世纪以前，罗马帝国从基督教创立开始，这一千年的过程中间，都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想在统治着。宗教学家、神学家，他要靠形式逻辑来推演它的理论的正确，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老讲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就是形式逻辑的东西。就是人们想理解世界，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来看。
形式逻辑大家都知道，刚才（说）有悖论，它是非常僵死的东西，不是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它没法处理这些东西。而且在形式逻辑中间，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苏格兰还是英格兰我记不清了，奥卡姆这个地方有一个威廉，他是个修士。中世纪的著名学者，包括文艺复兴初期的学者，无一不是僧侣。就跟中国，中国人以前出名的人都是“士”，没有商人当这个有名的人，都是这个，咱们说干部决定一切，西方的干部都是教士，中国的干部都是读四书五经的，都是僧侣。威廉·奥卡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除有必要，毋须杂陈”，（Entia non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他说在（给事物）定一个定义的时候，必须把它最主要的东西抽出来，其它的东西都可以砍掉。“奥卡姆剃刀”，这是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在一个逻辑中间要定义一个概念的话。概念分内涵和外延，内涵怎么确定呢？是属加种差定义，属加种差，用属和种之间的差来定义这个东西。西方的哲学是一种“差”的艺术，东方的思维艺术是一种“和”的艺术，简单的说，是比喻式的。
大家知道，比如一棵树，树有树的规定性，树的规定性是什么？就是它的内涵。那么，树有树的外延，树的外延是什么，就是枣树、梨树、杨树，很多的树。那么树的上面有一个类，叫什么？叫植物。植物它有花有草，就不光是树了，它的内涵就更小了，它的外延多了。植物上面还有一类叫生物，生物的内涵更小，外延更大，连人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了。有一个东西叫“一切”，“一切”的内涵怎么说，没法说。零。不是没有，是没法儿说。老想给“一切”起一名，怎么起一名呀？没法说。可是“一切”的外延是全有，所以说你看到了一切的外延，你就说世界是全有的，你看到了内涵，是全无的。所以有人讲什么无极呀，讲这些东西，有的看起来云山雾罩的。说白了的话，它们都是在形式逻辑的最基础的部分上，给它定义的时候，没法定。像禅宗老讲的第一义不可说。第一义不可说。内涵极小、外延极大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生？什么叫死？谁解释呀？怎么解释呀？没法解释。咱们开玩笑说离婚，《婚姻法》中间有感情破裂，怎么叫感情破裂？抽一个嘴巴是感情破裂，还是抽二个嘴巴是感情破裂。可能一个嘴巴都没打他就感情破裂，也可能打得一塌糊涂感情没破裂。他判断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无法判断。主观标准无法判断。那么中国人有一个办法，他进行模拟。所以说，这里边中国人缺的是刚性。比喻说。缺了点刚性的东西，中国人的模拟性是非常强的。中国人有成语，有典故，你看我们的“古文观止”中间，有讲逻辑的文章吗？没有，讲法律的文章吗？没有。但是我们的“古文观止”全在讲故事，全在影射很多很多。我们从小学的“揠苗助长”、“郑人买履”、“刻舟求剑”、“盲人摸象”，都是极富哲理的，你终生可以受用的这些成语。你想想一个盲人摸象，就可以把全部哲学的东西都搁在里面都可以，中国人早就有了“刻舟求剑”，变化的中间，你刻一个印，你那个印，它怎么变化了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这呢？“揠苗助长”，“郑人买履”、“邯郸学步”，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这有好多好多，包括你在看成语字典，你做联想的时候，基本上成语字典就把你整个模拟这个世界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基础单元就出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思维好的地方。
比如老子讲“道”，到孔子那也是“道”，两个“道”可不一样。老子的“道”是“道可道，非常道”，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