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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想了片刻然醒。眼里不禁露出感激之色。
赵诚夫妇把李虎当作了他们地孩子心对待。所以才说了真心话这句真心话却让李虎获益匪浅。
大宋地策是以文制武。李虎请来地人都是大宋世家名臣之后。这些人一旦联手。实力很强大。当他们借助李虎地力量重新控制权柄之后。第一个要对付地人就是李虎。藩镇在大宋是不允许存在地。李虎这个藩镇威胁到了大宋地安全。而事实证明李虎确实有威胁大宋地实力。那么可以想象。大宋地君臣还能留下李虎？
“请叔父指教。”李虎恭恭敬敬地说道。
“大宋地现状摆在这里。国内动荡不安。皇统频繁更替。汴京权威受到了严重打击。大宋国祚更是岌岌可危。这时有能力力挽狂澜地也就是你这个藩镇。”赵明诚说道。“你帮助大宋镇戍了江山。那么你这个西北王也就成了事实。汴京不承认也得承认。这样一来。你就有实力干涉国政。以强权和武力推行变革。中兴大宋。”
赵明诚这句话地意思其实就是推测李虎可能要挟天子而号令天下。不过他没有说得那么直白而已。
汴京之所以认为李虎对大宋的威胁最大，其实也是基于对当今形势的预测。明摆着的事，李虎和虎烈军已经占据了西北，进入了中原，能否保住大宋国祚，就要看李虎了。因为女真人正在入侵，李虎暂时还不敢吞灭大宋，以免让女真人渔翁得利，所以他肯定要先抗击外寇，然后控制汴京，挟天子而号令天下。哪个皇帝愿意做傀儡？赵氏皇帝做了傀儡还能保住天下？所以汴京全力防备李虎没有错，议和金国打击李虎也没有错，当然了，汴京也可以创造奇迹，那就是信任西北军，全力支持西北军，在河北战场上击败金军，可惜大宋的君臣至死都要守着以文制武之策，对所有的武人都不信任，他们宁愿把江山送给别人，也不愿意把权力分享给武人，于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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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皱眉沉思。以强权和武力进行变革？那么，采取何种政策？政策由哪些人制定？政策出错了怎么办？
“元佑党人案之后，以蔡京为首的新党把持朝政，推行新政达二十多年之久，但结果非但未能国富民强，反而把大宋推进了败亡的深渊。”李虎问道，“叔父认为，现在应该由哪些人出来主持变革？”
赵明诚笑笑，指着李虎说道：“在变革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换一种思路，否则必定要重蹈蔡京之覆辙。”
“大宋变法从仁宗皇帝景、庆历年间开始，围绕着变法的争论也就随之展开
场持续几十年争论的核心则是‘国是’的理念问题。
国是？李虎头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非常好奇。国是和变法理念有什么关系？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指治国的大政大策，而在国是的背后，却是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高国策变法和皇帝、士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体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是制度化了，了最高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合法性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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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了吗？”赵明诚道，“大宋的党争就是来源于‘国是’，‘国是’不定，新、旧两党势必为了争夺决策权而大打出手。‘国是’为什么定不下来？士大夫们只能鼓吹变法不能发动变法，他们仅仅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变法只能由皇帝发动，皇帝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只有这两股原动力合二为一，变法才能开始，而‘国是’才能制定并将其制度化。”
“看看我大宋代变法，不管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无法合理分配权力。”
“变法最终都要以强权来推行法的具体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操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子，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李有些明白了。
变革不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股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核心是权力分配，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配。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进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就李虎来说，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强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道，“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根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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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国是：源出于南朝范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
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
“是，则也”（《尔雅言》），而“则，常也”，“法也”（《尔雅》）。“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中的“是”即为则也，常也，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共，同也”（《说文解字》），即齐心协力的意思。这样看来，共商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的意思。
第十四章 儒家学派
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溪，书堂为溪书堂。后世称他溪先生，称其学派为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在学术思想上，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更是直接对峙。”
“邵雍创立象数学。邵雍的思想结合了佛、易、儒三家，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象数学。象数学侧重于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不居主流地位。邵雍在政治上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有着相同的见解，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
“张载创关学。张载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对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