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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名呆在船上的老河工曾认为不可能在原处合龙了。
周馥、冯国璋等人都在现场目睹了大坝合龙。
随着大坝合龙，黄河改道就不必提了。近百年来，改道成为了常态，每一次改道对于沿岸百姓都是一次重大的损失，也是朝廷极为关注的失态。济阳决口是不能隐瞒朝廷的，但军民合力奋战使得溃坝合龙却足以让他在朝廷面前夸功了。从大堤出事便赶至现场的周馥亲眼看到大批的沙石麻袋投入水中，决口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至大坝合龙，一把抓住龙谦的手，“退思！你的兵行！你的兵是好样的！”
“谢大人夸奖。工兵没有经验，经此一役，以后抗洪就算过关了。”龙谦盯着龙口，满手都是汗水。
冯国璋还是第一次面对龙谦。之前交过手，见过仗，都不过是闻名而已，这一次见面却是冯国璋不愿意的情况下，龙谦挥军西进增援济阳，他不能拒绝。实际情况是，如果没有蒙山军骑兵营在出事后迅速抵达新市镇一带组织抗击洪水，转移百姓，损失要比现在大的多。而大坝合龙的功劳，更是百分百归蒙山军了。这份功他冯国璋也没脸来争……
与龙谦的会面是短暂的，也是友好的。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六岁的青年将领并无一丝的矜功之态。相反很是说了几句得体的话，对自己表示尊敬。对于河堤决口，龙谦认为水利欠账过多是出事的主要原因，北洋官兵和当地官府已经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出事是侥幸，出事几乎成为必然。提督大人不必自责了。倒是今后要花大力气整治黄河，它流淌在山东地面上，总要发挥其长，避免其短，不能让济阳的惨祸再次上演……
话虽说的没错，冯国璋想，根治黄河？简直是做梦。他已经在构思文稿，准备上奏朝廷。周馥及山东有司都会上报，这场灾祸中，得利的只有龙谦一人。他们千里赴援，守住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合龙的大坝，这些功劳，即使龙谦不提，那个将龙谦视为救星的巡抚大人也会上奏的。
冯国璋刻意注意了蒙山军的官兵，从龙谦以下，一水儿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年纪在三十岁以上的，年轻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标志。而在大坝合龙过程中蒙山军所表现出的勇敢。坚强、智慧也给冯国璋极大的震撼。他承认都是好兵，没有严格的训练绝不会达到如此的水平，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支军队在洪水面前的表现，完全可以视为其在战场上的表现。
第七节初识方声远一
山东的水情对于中枢诸公而言，还算不上什么一等一的大事。进入癸卯年（1903年），大事一件接一件，直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济阳决口似乎就算不上什么特别重要的大事了。朝廷在接到山东省的报告后，只是发了道上谕，表彰卓有劳绩的威胜军右翼官兵，赏银一万两以示褒奖。对于山东地方及驻山东北洋军，上谕连提都没有提。
朝廷的事情确实多且烦。
如果讲这两年的主要特点，无疑是新政唱着主角。从前年冬算起，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朝廷迅猛地奔跑——新政的力度远远超过了戊戌年康梁的那些主张。
新政的主要主要方面有三个：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第二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第三是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足以抵抗外侮的强军。
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做的最好的是江浙和鲁南。据统计，资本总额在一万元的民营企业，1895~1900年仅为104家，资本总额2300余万元。从1901年起，民营资本迅速增加，以鲁南为代表，在短短两年内，开办的实业超过了70家，竟然形成了资本总额上千万的实业集团，不能不令人侧目。江浙的经济实力本来就很强，以状元郎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例，自1901年，厂子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实力增加了数倍。而陕西、四川、两广、两湖的私营企业都在飞速发展中。目前还没有详尽的数据，但据估计。两年来，私人资本在工业领域至少增长了两倍有余。
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更是成绩斐然。袁世凯创办山东及直隶大学堂，张之洞创办两湖大学堂，四川总督奎俊创办四川大学堂——各地的督抚们憋着劲儿地办新式学堂成了一种时尚，好像一省之内不办一所新式学堂就丢份子似的。
而这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是千百年来只知圣贤典籍的国人闻所未闻的：物理学，化学、力学、植物学、农学、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等等。看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计吧：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国家财政学，各国行政机关学，各国土地民物统计学，警察监狱学。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理财学术史。教育学，交涉法，法律学原理。各国政治史，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
当局注意到了与世界的接轨，却没有想到当学生们接触到这些知识后，会产生何种后果。
国内的教育如此，派遣学生留洋更是如火如荼。辛丑年后，朝廷鼓励游学，著名总督，清流领袖张之洞都将儿子自费送到了美国，连《纽约时报》都做了报道。国内一时间出现了留学热，以留学日本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一种令中国人痴迷的清新空气，留学生以为看到了新世界，连梁启超都撰文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瞧瞧吧，保皇党的领袖在日本是何种感觉？
新式教育办的轰轰烈烈，几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词。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式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自己找了掘墓人。学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官僚们看来，那帮学生火气太大，昔日的师道尊严被摧毁了，学生们变得桀骜难驯。南洋公学数百学生因为一件小事竟然集体退学，那件事不过是教习禁止学生阅读报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舆论的开放也是新政的标志之一。两年来，各地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所措。阅读报纸成为极时髦的举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即可开启。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由鼓吹旅游的，还有公开征婚的。这些都不算，更多的报纸涉足了政治，对大清朝充满了批评，比如鼓励剪发易服的，简直就是造反嘛。
《苏报》案的审理，为清廷敲响了警钟，让清廷意识到了报纸的威力。当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如章炳麟之流）找到了一个用武的平台——媒体后，作用之大简直出乎清廷的最坏考虑。
新式大学堂的设立，报纸的兴起还算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物质领域的变化也蛮大。有线电报的普及，沟通了中枢与各省的联系。使得重要的消息马上便可以传过来。而各种奇技淫巧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带给人们生活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即使是守旧势力最为强大的京师，来自鲁南两大实业集团的新鲜玩意儿——从服装到交通工具，从西药到电灯，强力冲击着京师的生活。
最后一点就是军制改革了。这是新政的核心，也是新政最为敏感的东西。
慈禧对于军制改革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她最为倚重信任的荣禄病重之后，这项工作事实上进展很慢。
但局势的变化却由不得慈禧持重。
问题来自东北。按照协议，借拳匪之乱占领东北全境的俄军第二期撤军期满，应当撤出奉天北部及吉林全省了。但赖在东北不愿意走的老毛子借口日本人在朝鲜一侧放火烧林，援引“无他国牵制”的条款拒绝撤军。俄国驻华代办普兰森向清政府提出七条照会，要求东北境内不得开商埠，各国不得设领事，清廷不能满足，俄军就不会撤离。
清廷自然不能答应俄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即使清廷想屈服，英、日、德等国也不会答应。所以，俄国人就死皮赖脸地赖在东北不走。他们算是看清了，仅靠清廷的那点武力，拿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俄国人独霸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也昭示着李鸿章当初以俄制夷的外交路线彻底失败。事实证明，近五十年来，大清朝对外吃亏最大的不是日本人，更不是英法，而是自己的北部邻居。如果老毛子赖着不走，祖宗的陵寝之地该如何自处？割让整个东北给俄国吗？
1903年上半年，朝廷外交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东北。由此引发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深刻变化。
先说政治。东北因为地地理和政治的特殊性。与关内的治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设督抚而是靠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管理的。文治不修也就罢了。武备松弛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东北地处国防一线，满清所谓的国防武力，别说对付入侵的俄军，便是满地的胡子也没什么好办法了。这种情况下。提出在东北改革祖制。设立督抚的呼声日高。其出发点是先理民政，后办军事。将东北的财赋打理顺当了，整顿武备就有了条件。
袁世凯指使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上书朝廷。指出保卫我大清龙兴之地，非得足食强兵不可。而施行新政是唯一的途径。久历官场的徐世昌当然没忘借机大拍了一气慈禧的马屁，将皇太后主导的新政成绩大大地夸赞了一番。徐世昌列举了关内办新政的成绩，认为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只要用心去做，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所以，徐世昌提出了在关外实施新政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