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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一反其风格，用激情四溢的文字热情赞扬了国防军进驻天津部队的钢铁军纪。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这支部队并未参加山东战役。但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国防军百战百胜的风采。甲午与庚子已经成为历史，那些认为只要在海岸线停泊几艘军舰就令中华屈服的历史不再了。伟大的龙谦总统用他一手缔造的钢铁雄师极大地洗刷了历史屈辱，中国人民可以纵情欢呼了。欢呼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欢呼我们拥有了一支伟大的军队，欢呼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万岁！百战百胜的国防军万岁！英明绝伦的龙大总统万岁！”
终战协定签署生效后，在山东，胶州湾日军第9、第11师团在中国国防军派出的观察团及英法紧急成立的军事调停代表的监视下开始登舰撤离。昌邑、高密两大包围圈开始解围，粮食和医药在英**事调停代表的监督下被运入包围圈。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的日军开始得到救治。随后在国防军的监视下徒手离开包围圈，从龙口及胶州湾登舰撤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破坏了遗留的几乎全部重武器，甚至连步枪都破坏了。国防军缴获的军用物资可资利用的不值一提。修复可以使用的火炮不过区区22门而已。只有子弹可供预备役打靶使用。因为国防军枪械基本统一，那些口径6。5mm的步枪及子弹基本派不上用场，而销毁的费用不菲，成了鸡肋。
好几家外资报纸的记者目睹了包围圈日军的惨况，惨况令人震惊，但不令人同情。人类虽然摆脱了愚昧，但并未摆脱残暴。失败者必然受到惩罚，没有例外。
目睹了包围圈内日军惨状的英国陆军上校卡登对《字林西报》的记者说，他们完了，即使回到国内也没有军人应有的尊严和勇气了。他们完全变成了行尸走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手段是残酷的。或许军人最好的归宿就是战死疆场。日本人出于挽救这些部队的努力不过是徒增笑柄。
为履行终战协定之第4条。国防军提供了一份名单，注明了被围日军犯下屠杀平民罪行的部队番号。要求日军将所列明部队的主官交给中方，中国将组织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此案。日方开始耍赖，声明上述部队的主官大部战死，但最终还是有41名日军军官被捕，其中将级军官1人，佐（校）级军官22人，尉官18人。这些军官随即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被起诉，三个月后宣判，其中19人被处死刑。押赴战地公开枪决。剩余者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徒刑。长期在中国服刑赎罪。
第6师团师团长梅泽道治中将在终战协定签署的当日剖腹自尽。但第3师团师团长仙波太郎中将却没有梅泽中将的骨气，厚着脸皮随同部队返回了日本，随即被强制退出现役转入了预备役。而曾在陆军享有崇高地位的山东派遣军总司令寺内正毅大将被严厉制止不准剖腹自尽。寺内回国后隐居不出，却没逃过激进分子的“天惩”。1915年4月5日。一伙激进分子闯入寺内宅邸。用刺刀将寺内刺死，寺内全身被捅29刀，死状至惨。其妻也死于这场震惊日本朝野的血案。
山东之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日本严重低估了中国陆军的实力。图谋青岛并希望摧毁山东工业基地却落了个凄惨的下场。一战结束的数年后，有关日军山东之役的损失才得以披露，日军陆军先后投入五个现役师团，共计阵亡64000余人，因伤致残9000余人。海军损失各类舰艇22艘（主要是补给舰、登陆舰），伤亡官兵1490人。日本损耗的实际战费高达2亿日元，基本与其当时外汇储备相当。山东一战打断了日本陆军的脊梁骨，使得其与海军的竞争更处下风了。虽然陆军内部的激进分子们不断叫嚣报仇雪恨，但多少患上了“恐华症”，不得不痛苦地研究山东之败的教训和经验，开始向华军学习。
更深远的意义是，山东之战使得日本扩张脚步停顿了很长时间，严重损失了日俄战争的成果，使得他们在满洲很长时间内处于守势。迫使其走上海洋扩张的道路，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对于中国，最大的收获是解除了京畿威胁，使得天津至关外的那条重要的铁路线完全掌握于手，大大改善了关内与关外的陆路联系。经济上的补偿尚在其次，民心的振奋则意义深远。
副作用也不是没有。除掉战费损失及山东战场的后续花费这些经济问题外，山东一战将龙谦的威望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希望寻找机会（包括利用合法手段）将龙谦赶下台的势力承认，这种机会随着对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完全丧失了。满清、北洋系、民党等残存势力基本停止了水面下的活动，不得不接受现实。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心龙谦的独裁问题，会不会推翻或修订宪法搞无限期连任？离开政坛就任中央社会研究院院长的梁启超就公开发表文章质疑这个可能以及带来的危害，引发了军队系统的强烈不满，但被龙谦严厉压制。
国防军变得更为强势，成为左右政局的一股关键力量。山东战役后，对于军队立功人员的奖赏迅即展开，战场指挥官封国柱上将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继鲁山之后的第二位共和国元帅。因鲁山已逝，以军衔言，封国柱就是军中第一人了。同时获得元帅提名的还有国防部长王明远和总参谋长司徒均，但俩人均拒绝了这个荣誉，认为自己功不至此。
一批参加山东战役的部队获得国防部授予的荣誉称号。瞿鸿翔、柴守业、杜三立、高虎子、孙武、曲致庸等一大批战场指挥官晋衔和授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山东战役的卓越贡献，联勤总部部长宋晋国、航空兵司令官商凤春晋升上将军衔，使得国防军现役上将增至七人。
陈豪在战后被提升中校，被保送进入济南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对于这位背景深厚的青年军官，其前景一片光明。
航空兵就此成为平行于陆海军的第三大军种。从1915年起，军费向航空兵严重倾斜，其比例高达22％。引起了陆军的严重不满。
第六章加入一战第一节轻舟已过万重山
1916年2月24日上午，北京南苑机场。
春天尚未正式来临，但吹过来的威风已经带了温柔的春天气息。机场主跑道东侧临时搭起了观礼棚，一大群官员们在红色的顶棚下随意走动，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断向南面的天空张望，等待着中国第一架民用航班的到来。
中国民用航空总公司总裁冯如没有去看天空，而是紧盯着机场的入口方向，不断地掏出怀表看时间。终于，几辆黑色的小汽车鱼贯驶入机场大门，朝这边开了过来。
秦裕民迎了上去，打头的车子停稳，首先下来的是总统办公厅主任古小林。看见古主任，冯如的心落在了肚子里，知道总统还是亲自来看“轻舟”号了。
冯如迎了上去。今天除了总统莅临外，参议院议长洪粤诚，总理方声远，副总理宋教仁，交通部长端方，商务部长张謇，司法部长伍廷芳，警政部长陈超，外交部长唐绍仪，“京兆尹”邓清华，在京汇报工作的上海市长范德平等文官，国防部长王明远上将，空军总司令商凤春上将，首都卫戍区司令官程二虎中将，海军副总司令兼海军航空兵司令程建国中将，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航空局副局长隆鸿渊准将悉数到场。
1915年底，中枢经历了一次大的人事调整，担任了六年总统办公厅主任的欧阳中被龙谦外放了，接替了因病退休的程德全。出任了江苏省长。龙谦选了他的老卫士——南方军区联勤部长古小林少将担任了总统办公厅主任。而为新中华航空事业奠定基础的冯如则脱去了空军少将的军装，根据龙谦的指示着手建立中国民用航空总公司总裁。
建立民用航空总公司是总统的创意。在冯如看来完全是前年那次轰动全军的“三司令进京”事件，三位大区司令官竟然乘坐双座战斗机进京觐见总统，所有人都感到后怕。因为在山东战役结束后不久的一次航空兵汇报表演上，竟然栽下了两架飞机！联想到不久前的“三司令乘机”事件，国防部专门行文，严禁各级军官搭乘航空兵战机出行。
但飞机的快捷方便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从广州到北京，途中两次加油就可以抵达，两边见日头。这是何等的迅捷？或许就是那次事件令总统萌生了组建民用航空的念头吧？
冯如知道总统脑子里总是装满了奇思妙想。不说别的。筹办民航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不用总统细说冯如也完全明白。所以才毫不犹豫地脱去珍爱的军装，白手起家去筹建隶属于交通部的民航总公司。
其实也不能说白手起家。第一，从人员上讲。航空兵司令部大力支持。大概是奉了总统的命令。商司令官极为慷慨：咱空军系统，从航校到作战部队，你看上谁都行。我都放。这样冯如就不愁没人了。第二是钱，财政部拨了一笔专款，足够他前期运作了。第三是机场，交通部和总参联合发文，允许民航总公司使用军队的机场。第四就是是飞机了，这是最关键的。没有一款可以乘坐五人以上的飞机是不能承办民用航空的，总不能让尊贵的乘客乘坐双座战机吧？
现在终于有了一款可以用作民用航空的飞机了。这款被取名“轻舟”的大型飞机是空军现装备飞机中最大的，机长12。88米，翼展17。2米，机高3。99米，空重2458公斤，最大起飞重量3630公斤，最大速度253公里小时，航程1050公里，发动机两台，输出功率610。4千瓦。这款飞机本来是空军的教练飞机，可以乘坐六名机组成员，教学效率很高。在拆除武备后，可以安置十个座椅，具备了民用商务飞行的条件。
一行文武大员簇拥着龙谦来到简陋的“观礼棚”，等着从上海飞来的“轻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