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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变迁之主要内部来源之一，是科学及其在工业和社会技术中的大量应用。由于我们对科学的支持，由于我们为那些想从事科学的人提供了如此大量的机会，一直有一种基本的和连续的动态因素被引入到我们社会的核心，这种因素必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无止境的社会后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例如，让我们注意一下在科学家们自己的态度中反映的这个事实的基础，他们或者比我们中的其他人只是稍微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下列问题是在《幸福》杂志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向一个科学家的代表性群体提出来的；“你是否相信，一位科学家应该（1）抑制一项发现，当据信这项发现会产生弊大于利的结果时；或者（2）绝不抑制一项发现，而让它由人类的道德判断力来决定其最后的使用。”百分之七十八的大学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一的政府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八的工业科学家回答道，他们“绝不会抑制”发现，无论它有什么后果。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条件。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社会变迁，因为我们高度评价的是在其他方面不能引起变迁而不是引起变迁的那些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要么深思熟虑地要么不知不觉地决定，我们不喜欢如此之多的变化和科学之连续的社会后果。我们确实这样决定，那么我们必须切断靠近其根源的变迁；我们必须比我们现在更多地抑制科学。然而，我们不可能既要有科学又要有完全的社会稳定。而且，大大抑制科学，对于一个很不相同的社会，是会有代价的。因为不仅我们的价值赞成科学，而且我们所有的社会安排是与科学之成功地发挥作用整合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科学及其应用，一个工业社会就不再能够保持并增加其财富或力量。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整个经济适应着一种快速的变化，适应着一种膨胀中的跌落或者称为衰退。”今天，我们对衰退的恐惧不像对战争的恐惧那样厉害，我们的力量和科学上的下降可能会意谓着战争，就像以前意谓着衰退那样。我们不能以任何绝对的方式来抑制科学及其后果，免得我们在一个动态的世界——科学在其中是稳定以及变迁的主要动因——致命地削弱我们社会的生存能力。
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是马克斯·韦伯在他关于现代世界中“合理化过程”的讨论所提及的一部分。韦伯所考虑的不只是直接来自自然科学的变化，而且还有来自社会科学的变化，以及来自在我们社会中理性思想与行动的整个分门别类的结构与应用的变化。我们已经说过，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独立于整个社会所持的批判理性的价值。科学的合理性仅仅是我们的这种价值之最明显的工具，仅仅是社会影响之最丰富的源泉。但是，理性，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产生变化和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具有同样的影响。因此，社会不稳定是我们为理性的建制化所付出的代价。
社会不稳定及其后果不是可以轻视的某种事情。令人不会奇怪的是，它们应该是面对一般的理性和特殊的科学时矛盾心理的根源，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矛盾心理似乎是普遍的，尽管通常是潜在的。“合理化过程”的产物在社会中不具有单一的影响，而是对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喜欢理性的某些表现而不喜欢另一些表现的，都喜欢科学的某些产物而不喜欢另一些产物。随着这些事情带来的变化，我们中的所有人有时表现得更不牢靠，有时则不太牢靠。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长期有效的惯例和既得的利益多次受到“合理化过程”的冲击和摧毁。无疑，敌意和不安感觉的结果通常是由我们中所有人也都经历过的科学之有利的影响所平衡甚至超过。但是，在我们中每一位身上都依然存在矛盾心理的残余。而且，正是这种残余，同某些人所持的对于“合理化过程”的较强烈的敌意一起，一直被现代世界的鼓吹者和发号施令者所调动。他们及其追随者看到，资本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科学一样是“合理化过程”的有害后果。难怪当希特勒想使德国人抱成一团时，他似乎能使许许多多德国人理解他。当他把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科学这三者背后之某种东西的象征并且当作其相随后果的替罪羊时，希特勒甚至也似乎得到了理解。
我们在这里正发展着的对于科学本质及其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的分析，或许将允许我们用一种新的见地来看社会变迁的“技术理论”。这种理论在一些社会科学家之中是一种强烈的时髦，它认为总是在社会的其余部分产生变迁的正是技术上的变迁。维布伦以最精辟的警句阐述了这个理论，他曾经说，“发明是需要之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变迁的技术理论探讨得远远不够。如果人们不想把社会变迁的源泉追溯到比做为科学产物的技术创新更远的地方，那么这种理论的确认为，这些创新是变迁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在技术和社会创新的背后隐藏着最初的来源，即科学本身，科学是动态的，这是由于科学的本质，以及它不仅不断产生新的概念框架，而且也不断产生以技术发明的形式应用这些框架的新的可能性。
当然，就可能的观点而言，技术变迁的理论并不断言技术是社会变化的唯一来源。同样道理，说科学是社会变迁的唯一来源也是不对的。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他的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因而它们有时是应变量，有时是自变量。这并不意谓我们总是必须通过所有的分枝来追溯一系列的社会影响。为了某些目的，停留在某个中间的点也许就足够了。但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则不够；例如，如果我们想要维持技术本身的涌现的话。无论停留在什么地方，遭到忽视的变量是众所周知的；对于未知的变量，它们以不可控的方式具有一种发挥其影响的途径。
科学和技术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依赖，在那些明确地或暗含地接受了变迁的技术理论的人所谓的存在对发现与发明之“抵制”中，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当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在社会其他部分的变迁时，这些科学发现就不总是自动地被付诸使用。从技术理论的观点出发，这种使用创新的失败似乎同抵制一个强有力的、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正轨的社会机构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部分依赖，当我们考虑到社会的组成因素怎样处于互动状态时，我们看到，这些“抵制”也可以被视为其他社会因素比科学和技术更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指示迹象。因此，就像我们可能会预料的那些，对创新的“抵制”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之中，并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之中，因为总是存在某种集团，对它来说，一种特殊的发现在没有得到最佳利用和最糟糕的情况下有一种明显的损害危险。
B．J。斯特恩教授，一直是关于“抵制”发明这个问题的第一流的研究者，他给出了关于某些例子的一个长长的、典型的清单。他说，“这些抵制不是例外，而是对于创新之反应的一般特征。铁路、汽车、市内有轨电车、汽船、铁制舰艇、螺旋桨、潜艇、飞机、打字机、电报、电话、电传、蒸汽机、柴油机、气灯、白炽灯、交流电、钢铁与纺织品制造中的重要工艺、纺织机器、铁犁、机械的耕耘机器、拖拉机、轧花机和机械棉花采摘机——这些是但只是少部对现代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创新，但它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这份清单之长或许应该提醒我们，许多许多事情正在被一勺烩，而分别看来它们可能会更有利可图。我们必须把“抵制”这个术语翻译成“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这个短语，以使我们能够从这些其他的因素中找出某些东西，并且看一看它们对科学发现和发明有什么影响．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只详细地考察一下这样四种因素：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的需要，某些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已有商业企业的经济利益，以及产业工人在其工作中的社会经济利益。
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标准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机器技术中最完整地得到表现，但它也存在于社会技术之中。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许多益处凝聚在这种模式之中，因而某些可能会形成更大标准化的创新非常受欢迎。但是，一旦标准化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建立，其他的创新就非常不受欢迎。就是说，标难化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一开始鼓励科学发明，以后就成为科学发明的制动器。例如，让我们举一个我们铁路系统的例子。在某地可能有大约一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铁路系统。但是，更多的问题，在资本投资之外的更多问题是，美国铁路本身是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组织，它的运行有赖于标准化的轨距、标准化的信号、标准化的坑道间隙、标准化的车辆以及其他各种整齐划一的设备。做为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系统，它们可以独立于美国社会。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在一条钢缆上横跨深渊的、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单轨列车也许在速度和效率上会优于现有的铁路，但是它们会大大使一个正在运转中的体系发生混乱。综合起来的不利之处足以抑制这种特殊的技术发明的引入，尤其是在把投入资本之可能的损失一起考虑时。在所有的社会，特别是在所有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的——中，这种情况将以大大小小的规模发生多次。因此，在所有社会中，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于改变已经同正在运转中的社会系统之生气勃勃的运行相契合的标准化设备，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