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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包含大量由于在某些道德和人文主义价值上的既得利益而反对创新的例子。例如，对于人之躯体神圣性有某种道德信仰的人们，反对尸体解剖和尸体检查，直至进入十九世纪，他们的反对对于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进步是相当大的阻碍。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通过立法使尸体解剖合法化的讲英语的社区。这发生在1831年。直到下一年，1832年，英国才使这项操作合法化。在此之前，医生和科学家只能非法地获得所谓“无主人”“Sack’…em－up”men）的尸体。大多数美国人直到南北战争以后才声称可以使解剖合法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那种反对科学解剖的道德与情感的同一性质的东西是反动物活体解剖论。当然，这后一种人依然是少数，但他们在某些国家的影响足以要求医学科学家们时时积极地同这些人进行斗争，以免他们成功地使反动物活体解剖论被制定成法律。所有这些对于生物科学的进步来说是一种时间的浪费，但幸运的是，它仍然只不过是一件麻烦事，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还存在着一类对科学及其影响的更一般的道德反对。例如，因为其人文主义价值被他所认为的现代技术之有害的社会影响所烦扰，里彭的毕晓普（theBishop
of Ripon）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927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暂禁发明”。人们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建议，这次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国会上，但是它们绝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以明确为实际的立法提案。无论它们有什么人道主义的或其他道德的根源，这样一些政策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是对最后绝望的一项非常明显的忠告。只有在一个乌托邦中，对发明的绝对禁止才是可以想见的。至少，萨谬尔·巴特勒就是这样构造了他的《埃瑞洪》（Erewhon），它禁止任何可能会打断社会稳定性的创新。然而，文学中的乌托邦并不必须正面对付其绝对的社会选择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过去人们常断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对科学的最大“阻碍”包括由于资本主义的财政或制造的利益，特别是寻求发展或维持一种垄断而压制科学。关于这一假设的对发明的压制，证据是不成问题的事实，即许许多多工业企业拥有大量专利，而并不加以利用。一直拥有某些这样的专利可能确实有损于一般的公众福利。但是，现在证据似乎相当清楚了，在这些未被利用的专利中，很少只是由于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而遭到抑制的。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专利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得到付诸利用。正是公司的预防性惯例使它们从事研究，就它们开发的任何事情取得专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在通用机器公司所拥有的专利中，例如，只有百分之一弱被证明是有用的。或者，让我们举另一个例子，绝大多数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的专利从未得到过使用。许多专利是非常陈旧的，它们直到一种更好的设备能够制造出来并获得专利后才是有用的。某些专利之所以未能使用，是因为相应技术的发展不够；因而它们在这样一种希望中被把握着，即它们所需的其他事情即将在研究中出现。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已经获得专利的装置和技术对于它们潜在的购买公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假设任何发现和发明都有某种内在经济性的东西，这是不明智的。某种发明对社会的利益弱于已经存在的满足同种目的的现有设备。或者，如果在利益上是同等的，那么一种新设备的成本可能使之经济性更差。英国经济学家斯坦普爵士说，成本和逐渐过时的因素“不能被拐带走”。无论一个社会多么赞同科学创新，无论该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新产品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说，“‘抑制专利’不只是专利的事情。它更基本地是与变化着的金钱与社会的成本有关。”
最后一个我们想要认为的做为“抵制”科学及其应用的社会因素，是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总是具有的恐惧，他们害怕新的机器会导致他们的技术失业。因为他们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对比较脆弱，所以他经常抱怨那些一直有利于资本家集团而且也可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的最直接有害的结果。工人对工业中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反对被斯宾格勒称为“员工对其命运的哗变。”当然，长期以来，这就是产业工人的命运。近三、四世纪的历史包括一系列这样的例子，其中担心总有一天会技术失业的工人们反对把新机器引入他们的工作岗位。例如，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不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劳动阶级所认为的机器的使用常常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个意见，并不是基于偏见和谬误，而是同政治经济的正确原则是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抵制”新机器或新的工作工艺在工人之中是绝对的。随着工人自己感觉受到未来可能性之威胁的多寡，这种抵制有所不同。当然，在他们熟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制度压力——即推动不断的技术创新的压力——的范围内，工人们将受制于一种普遍的（如果是潜在的）恐惧，即担心换工作是一种经常性的危险。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例如，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对于将由少数人管理的“自动化”工厂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经理们可能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更快、更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工会以及在工人们自己之中的非正式消息传播以类似的方式服务于工人，如果这种方式比像《幸福》杂志这样的管理期刊更低级的话。因此，产业工人使用的各种各样精巧的设备保护他们的职位不受太多太迅速的创新的冲击。所有使得“抑制产出”成为可能的技术（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对于那些在工业社会中只有体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们来说，都具有有用的作用。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职业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所以劳力替代对于受到影响的个人来说是实质性的社会替代，因此，硬说工人们反对机器和其他组织创新的是职业替代的临时机构。
现在可以说，技术失业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的损害是暂时的和短期的。科学技术在长期是对社会有利的，在长期它们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水平的一般生活水准，但是关于这一点的一般的和非个人的知识，即使有时提供给技术失业工人，也不能使他们遭到的损害减缓多少。斯坦普爵士1936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就职演讲中说：“所有这些好处‘在长期看来’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人必须生活在‘短期’，而且在任何既定的时刻都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对‘短期’失调的夸大，以至造成真正的社会困难”，在当时技术失业的问题比现在要紧迫得多。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没有他自己的资本，能像工业企业那样长期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他整个一生的生活要靠他现在收入的剩余来维持，因此他必须生活在短期。在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形式的“社会化资本”有助于他维持生计。现在，政府和贸易联盟的失业保险资金可以帮助工人克服由技术的或其他种类的失业所引起的短期困难。在这样一种情境下，现代产业工人可能能够承受在其工作环境中更频繁的创新。否则，他可能把他的敌意转向那些是其痛苦之有形来源的机器，就像路德分子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所做的那样，或者他可能转向在科学本身中的更遥远的来源。
因此，这些就是几种同科学创新互动的社会因素，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的影响有所控制。那些把这种互动说成是“抵制”的言论暗指科学过多地受到了控制或者受到那些错误事情的控制。但是，在现代时代的其他人则感觉到科学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控制。里彭的毕晓普所呼吁的“暂禁发明”大概只是这种感觉的一种强烈的表述。关于对科学的控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只要我们可以预言重要科学发现的出现，并且预计它们的社会后果，科学就可以比现在受到更多的控制。科学可以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根据这个观点，一些社会科学家非常认真地试图预言科学的进程及其后果。
在考虑就科学发现做出特殊的预言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笼统地谈谈预言。因为一个社会的若干部分是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明确方式相联的，所以对社会生活的预言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方面之整个努力的前提。预言是在某种特殊的经验社会环境下关于这些确定关系中某些关系的陈述。当我们在我们的下一章中讨论社会科学时，我们将更多地谈论预言这种可能性。这里我们只是想陈述我们的假设，以便我们即将对于就科学之进程做出特定预言的已有尝试进行的批评，不被认为是在原则上对预言进行的一种批评。表明这些在预言上的早期努力为什么一直不适宜，是合乎需要的，这只是为了继续讨论那些不仅是关于科学之影响而且是关于所有社会生活的更科学的预言。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预言科学发现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中就此问题的言论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在做为真正新事物的特殊发现与发明的范围内，当然不可能对于这些新事物是否或什么时候出现有绝对确定的预言。这一点只是重复科学的进步是无法绝对确定的。可以说，创新是科学家和发明者们自己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成功预言的实例。如果除发明者以外的其他什么人可以预言某个特定的新事物，那么他自己也就会成为发明者了。例如，《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一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