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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一种完全脱离于它所利用的特定科学的社会实在。战争早在毒气发明以前很久就是邪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当人们依然在辩论科学为这场战争提供的新技术的伦理时，霍尔丹就指出了这一点。与此相类似，战争早在原子弹被设计出来以前很久就是邪恶的，假如原子弹被取缔了，那么在此之后很久战争依然会是邪恶的。英国科学家埃里克·艾什比（Eric
Ashby）提醒他的同事在这方面明智些，少痛苦一切。他说：“阻止战争是一个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如果它能完全被解决的话）的紧迫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要靠电子堂吉诃德来解决。”
如果我们同意关于科学之社会特征的这种分析，如果我们认识到它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以另一种方式提出我们正在这里谈论的问题。我们将不再问，科学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反之；我们问科学家能对社会的社会与政治过程做什么贡献。或者我们更一般地问，具有高度专门化和深奥知识的公民对于他的“自由”社会所负的责任是什么？因此，我们社会中某些成员所具有的专门化经验和知识不断增加，所以科学家之责任的问题是专家在“自由”工业社会中的责任这个一般问题的一部分。
当然，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之中，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就他将为他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所负何种责任亲自做出选择。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是一件自愿承担的道义责任问题，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承担这种责任，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性质。我们的民主价值允许大量的责任告诫，但只允许少数的强制。那么，某些科学家个人，像其他的个人一样，将不感到并且确实没有感到积极参与政治过程的道义责任。当然，他们受到他们同胞公民之道德评判的约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道德判断应该或者将永远谴责对社会不积极的科学家。由于从一个相当广泛范围的行为来看，我们确实承认，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可以被其他强迫性的兴趣，被其他价值，而不是被直接参与政治所吸引。就是说，我们对于那种废寝忘食地关心其工作的人确实给予很多，尤其是在我们欣赏他的工作的时候。当然，不把这个特权给予（至少）某些科学家会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把它给予了其他各类专家和专业人员。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提醒道，科学家没有特有的或唯一的社会责任。
进而言之，即使当科学家确实想积极参与社会事物而不是其科学事业时，科学家也可能会明确要求选择与他最意趣相合以及他认为他可能会最有效率的事业种类的民主权利。只有少数科学家，例如，由于其职业专业化的条件，可能对直接的政治和社会行动做出大的贡献。可是，一些人刚刚还在从事这件事，至少是在出现社会危机期间暂时从事这件事。我们已经看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科学政治活动家”，像康南特、布什和康普顿这样的人，怎样在政府对科学的利用上承担大量的责任。在这种直接的政治参与中，科学家处理社会问题，并有助于形成社会决策，把他专门的科学观点既做为特殊化的知识实体也做为具有特殊特征的社会组织而带到社会决策过程中。这种直接的政治责任，无论可以承担它的科学家多么少，对于美国社会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在美国，承担这样大的和直接的社会责任的才能，在科学家们当中不像在其他专业人员群体中更加普遍。大多数科学家局限于比此弱得多的某种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过科学家可以做出的比较有限的贡献种类之一。科学家们可以做《原子科学家通报》的编辑们所做的事，就是说，以某种表明某些可能的社会意义的观点来研究他们的主题，并且使一般公众保持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因此，科学家拥有巨大的权威性，所以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经常通报新发现的意义。然而，所有这种科学的意见不应该超出科学家专业能力的限制。物理学家路易斯·里德诺（Louis
Ridenour）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这种责任的重要性。他说：“今天，以原子能之普罗米修斯式的本质和科学的真正特征来教育非科学的公众是必要的。这种教育一定要做，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决策，他们将不得不以使战争变得不太可能这样一种方式来关心社会的组织。”
那么，在这些为数不多、可以替代的、完全或者或多或少加以限制的行动上的非直接行动中，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考虑到他自己的秉性、需要和能力，为自己选择他的方向。布里奇曼教授说，社会不应该“坚持它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所有科学家关心这种问题的要求”，此时他只不过是在断言所有美国公民都具有的一种基本的民主权利。
在为科学承担任何种类的社会责任时，两种最极端的观点应该遭到拒绝，因为它们会给科学带来危险。一种是维纳教授的观点，即科学承担唯一的责任。这里的危险是，门外仅可能会相信科学家们的话，变得对科学的弊病也确信不疑，然而这种确信——即只有他们在保卫整个社会——一妨碍甚至窒息科学。那些懂得其责任的有限本质的科学家们，将避免这种飞来去器效应的可能性。另一种可能会对科学产生不良影响的最极端的观点，是“象牙塔”观点，它认为科学家们只应对“纯粹科学”感兴趣，而完全不必关心他们的发现的社会后果。这种态度的危险是，社会可能会把科学家认为是一个无责任感的群体，为保护社会本身，必须反对该群体。像布里奇曼教授这样拒绝唯一责任观点之极端主义的人，必须提防被推向这个相反的极端。幸运的是，今天这两个极端观点中，无论哪一个都不为多数科学家所持。
最后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更广泛的科学之责任。如同我们看到的，科学有责任把其方法扩展到对社会与政治过程本身的研究中。具体而言，这要求自然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发展至少要发展一种同情心。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为什么社会科学不能向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没有内在的理由。的确，社会科学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比在人类历史上以前的任何社会发展得更快。然而，在国会讨论把社会科学包括在自然科学基金之前的证词中，美国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些重要领域对于现在存在的社会科学表现出很少的同情，甚至有时对于其现实可能性也表现出很少的确信。我们在第三和第四章已经看到的科学活动自身的基本价值和支持科学活动的社会的基本价值，似乎在最低程度上要求科学家们相信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在科学史中的这一点，支持对于那些如此危险地威胁科学本身之存在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这属于所有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C．科学能被“计划”吗？
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社会后果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对科学进行“计划”的问题，提出了以这样一种方式——使其有利的影响最大化，使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最小——来控制科学的问题。例如，我们刚才谈到过的“科学人文主义者”，不仅反对他们所称的“科学的挫折”，而且想要对科学进行“计划”，他们说，这是为了社会更加美好。在整个三十年代，他们的书籍和演讲尤其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他们的观点似乎扫清了任何完全反对在科学中进行“计划”的观点。但是在1940年，最后，主要由米切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教授和贝克（R。Baker）博士鼓动的另一群英国科学家（他们一直不幸）组成了自由科学协会（the
soci…ety for Freeedom in Science），专门反对在“科学人文主义者”阵营中J．D．贝尔纳教授及其同事的观点。到1946年6月，该协会有四百五十多位会员，其中英国二百五十位，美国一百七十六位，其余分散在世界其他地方。帕西·布里奇曼教授，我们现在已经几次提到的关心科学之社会问题的人，成为该协会的非正式领袖。
在科学家们自己当中关于“计划”的这种冲突，部分地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社会计划的更大冲突的一个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因此在这段时期，人们普遍要求在人类事务中施加更多的社会控制。当然，较大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大争论的焦点，成为“右派”与“左派”、“自由”与“保守”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的焦点。在这种气氛中，“计划”科学的问题已经变得包含在更大的问题之中，科学家们经常站在更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上提出观点，这就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这两个问题，较大的一个和较小的一个问题，的确是以许多方式相互关联的，为了许多目的，应该一起考虑这两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科学与社会在其运行的整个范围内都是极其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知道，在一个领域中的“计划”必将影响社会的其他部分。可是，这里也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别，某些事情对科学的本性有更多的抑制。我们已经看到，科学有其自身特有的一套价值，有其自身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有其自身独一无二的发现与发明过程。因此，“计划”科学的问题，无论有多么更加普遍的联系，都必须根据科学的特殊性质加以考虑。进而言之，因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对于发现“计划”这个字眼实际上一直被用来指许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把这些不同的含意分离开，并且根据某些我们一直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对科学之社会方面的分析逐一考虑这些含意，这对我们来说将是有益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