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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s”）的分析以及默顿关于该主题的经典性论文。然后我提出了一些来自较早的历史时期和现代社会的比较性资料，包括在现代社会中（如我所谓的“自由的”和“独裁的”现代社会亚类型之间）科学的多样性。顺便说一下在那时我的观点同得到承认的看法是相左的，我争辩道，基于我的社会系统分析，苏联可能至少在许多科学的分支上是强的。我做出这一分析之时，一位美国生物学家刚刚写了一本书，论述“科学在苏联的衰亡”。我应该提及一件事，基于我对苏联科学的分析，一位重要的美国政府智囊机构的代表同我接洽，问我是否可以来华盛顿组织一个小组研究苏联的科学。我没有去，但我确信该机构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和学术团体，现在都在追踪所有主要大国中（当然包括中国）的科学活动。科学是国家实力的主要源泉，这一点现在已得到所有人的承认。
在我的书中，其他各章讨论了科学中的组织结构，首先是一般的探讨，然后是专门讨论美国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的组织。在关于发明与发现的社会过程这一章中，我分析了科学的动态过程，集中关注社会学理论中一再重复的理论问题，即个人、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关于科学的社会控制这一章探讨了科学做为一种社会建制同其他社会建制——在当时的情况下。特别是同政治建制——之间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有时充满冲突的关系。最后，我在这里要说明，我受帕森斯自由乐观主义（liberaloptimism）的影响很深，我在最后一章专心致力于一种关于社会科学之本质与前景的乐观主义观点。三十五年以后，我仍然持那种观点。我们也许没有看到理论上的综合，对社会科学未来的进步来说，这种综合在许多（并不是所有）方面是值得想往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百花齐放的情景。我们已经远比五十年前当我进入社会学的时候进步得多了。
顺便说一下，当我在五十年前进入社会学时，我还从未听说过社会学这个词。做为哈佛的一名学生，我同像帕森斯、默顿、索罗金以及亨德森（L。J。Henderson）这样的人偶然相识是多么幸运，从所有这些人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一般的社会理论和关于科学的特殊知识。
科学社会学做为一门科学专业的兴起与成熟
概述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事（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更大的社会背景）以导致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专业的兴起和成熟，是再合适不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或许比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地证明了它巨大的社会后果。这里只提两个例子，原子弹和抗菌素的发展使政府看到，它们必须给予所有形式的科学以巨大的和持续不断的精神支持和财政支持。战后，世界各列强之间在工业和军事前沿的竞争导致了支持科学的新机构的成立，导致了科学政策组织和研究的兴起，希望这些组织和研究能更有效地指导这种支持。这是一种一直未能像最初希望的那样实现的希望。虽然如此，所有担负得起的社会都向科学提供巨额政府资助，这一点很可能会是持久的。
在思想的前沿，一些重要的发展始于五十年代末，它们促进了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的发展。在五十年代末，罗伯特·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某种三心二意的兴趣转变成强烈的兴趣，他鼓励新的一代研究生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乔纳森·科尔（Jo－na
than Cole）、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和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是默顿的学生，他们继续在科学社会学中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些学者特别精于利用调查研究技术；因此，他们把新的定量资料带到科学社会学中。他们还对科学引证指标加以了有价值的利用，这种指标是由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六十年代作为一种信息检索手段而发明的，但现在它们被社会学家创造性地用来阐明科学之社会结构与过程的基本方面。
当时我自己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生物医学研究的社会学上。我与一些有才能的研究生（丹尼尔·苏里万＇Daniel
Sullivan＇、约翰·拉里＇John Lally＇和朱里亚·马卡鲁什卡＇Julia
Maka－rushka＇）合作，进行了两次关于生物医学研究中伦理学问题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我们明确的理论焦点是所谓的“科学和医疗的两难”。在分析中，我们利用了我们的调查资料、引证资料和网络资料。因为在那时，国家政策突然高度关注生物医学伦理这些问题（所听到的赞同意见和风险…收益比），所以我涉及了一系列社会政策活动，并且在这个领域对国家社会政策有一些小影响。近来，做为一名科学社会学家，我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考虑了经验的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其他社会科学家把我的研究作为一种模型，也使他们那经验的社会研究产生了政策影响，我在新近出版的《有效的社会科学》（1987）一书中搜集了来自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八个这种案例。所有这八个案例都讲到同样的三十多个科学社会学问题。这些案例就经验的社会研究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尝试性概括。
早在六十年代，德拉克·普赖斯（Derek
Price）就在《小科学、大科学》中大量应用数学方法度量科学出版物以说明科学中的增长过程，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社会学中定量的研究路线。他复活了一个十七世纪的术语“无形学院”，来指明网络过程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普赖斯还刺激了科学过程与结构的网络测量技术的利用。其他网络测量技术的重要使用者和发展者有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尼科尔斯·穆林斯（NicholasMullins）和亨利·斯莫尔（Henry
Small）。普赖斯是他所谓的“科学的科学”的一名热情鼓吹者。他才气焕发和隐喻式的风格使他的著作吸引了广泛的读者。
六十年代以前妨碍科学社会学发展的诸因素之一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它的抵制，这两者做为学术专业当时已经相对充分地建立起来了。在强调探讨科学的“内在主义”路线的形式下，这些专业对科学社会学的“外在主义”假设存在着强烈的抵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对更主流的、自由的观点亦如此。在1962年，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导致了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之间关系上的一场创造性的革命。库恩本人在当时显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但在他的思想含蓄的著作中，他利用了来自这三个专业的概念和材料。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跨专业的合作和讨论是经常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再有人谈论科学之“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了。所有学者都明确地把科学思想、组织和过程看成是同社会中其他社会与文化亚系统相互关联的亚系统。
最后，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另一场创造性的革命一直继续着，它最初来自英国；做为科学社会学的一次练习，调查一下这场革命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是极令人感兴趣的。在英国，特别是在由大卫·艾奇（David
Edge）领导的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小组，以及在苏萨克斯（Sussex）、约克（York）、巴斯（Bath）和其他地方，哲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已经结合起来，对科学思想的实质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在这场革命中，
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大卫·布洛尔（DavidBloor）、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大卫·艾奇、罗伊·麦克里德（Roy
MacLeod）、唐纳德·麦肯奇克（Donald MacKen－zic）、米切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斯蒂文·萨宾（StevenShapin）、理查德·怀特莱（Richard
Whitley）和史蒂夫·沃尔加（Steve Woolgar）一直是领头的英国人。他们关于科学思想与组织之实际发展的严密的、微观的和经验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然而，像许多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有其片面倾向。它倾向于（或者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把科学的本体论的方面相对化；以及把社会方面理性化。与该“学派”相反，我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并不完全是关于它们的科学思想的构成物，我也不认为科学工作仅仅是由“兴趣”来推动，如同该学派的几位成员（他们从未给出一个我认为令人满意的该术语的理论定义）所宣称的那样。科学是由科学、由规范、由兴趣以及由“现实”世界推动的，这四者都推动科学。
科学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亚系统，同时也依赖它们。困难的经验问题是具体确定独立和依赖的程度和类型。而且，正因为这项工作是困难的，所以没有理由来回避它。
科学社会学今天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专业。像布鲁诺·拉托（Bruno
Latour）这样的法国人、像卡伦·诺－塞提纳（Karen
Knorr－Cetina）这样的讲德语的人以及像阿利·里普（Arie
Rip）这样的荷兰人，都是在这一专业中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人员。现在，科学社会学有其自己的国际性专业协会——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有两份专业刊物，《科学的社会研究》，由艾奇和麦克里德在爱丁堡创立，现在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编辑《科学与技术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的初期刊物，由苏珊·科森斯（Susan
Cozzens）编辑。
自《科学与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