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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金钱收入所谈的这些也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在科学界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职业中完全一样。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工商界，金钱收入的变化范围要比在科学界大得多，而且它更直接地反映一个人在职业中的相对地位。这一点甚至可以从隶属于工商界的科学家中看出：工业科学家的工资变化范围要比他们在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同行的大得多，也比后者高得多。在每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内，工资收入与所作工作的声誉粗略相关；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例如在学术工作和工业研究工作之间，就金钱收入而言是无法作出确切比较的。在工商界，高收入被认为是取得成就的一种适宜的刺激。而在大学科学中金钱收入并不被看作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动力，人们非常警惕金钱奖励制度可能导致一种动机的变化，即由为了正当的目的而作出发现变为仅以获得发现所能带来的金钱为目的。如我们所知，科学中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价值观不提倡精心地构筑基于金钱收入基础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级差别。
在表示敬意方面，金钱收入对科学和工业所具有的这种不同含义也许也反应在这两种职业所认可的不同“生活风格”上。对于工商界人士，成就的象征是昂贵的物品，如豪华的房屋，高级小汽车，夫人用的高贵的服饰等等。而在科学家中，即使有少数人由于继承遗产而有可能购置这些物品，它们也会被视作不合适的象征。科学家间的竞争严格限制在取得科学成就上，维布伦所说的“钱的竞争”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
在科学中最恰当的成就象征是一个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对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般的公众评价，但更取决于专业同行所作出的评价。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有少数美国大学中的教席给予占有这些教席的人以其所属领域中最高的声望。在工业界也是如此。某些公司的研究机构具有较其他机构高得多的声望，而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人则能分享这一声望。但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对于工作的这种评价都不是终极不变的。相反，它们随现任者的成就在有关专业群体中所受到的赞诩的变化而略微变化。在科学中，需要不断地重新求助于取得成就来支持自己。
由于这种过程是如此的迅速，也由于科学家个人明白能评判他的专门工作的同行是多么之少，所以他非常看重其同行非正式或正式表达的意见。在科学中也与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我们很难得到关于非正式意见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之运行的可靠证据，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并感到其影响。正式的荣誉表达方式倒还比较容易把握，例如专业社团领导机构的选举，对于卓越科学成就的奖励等。基于这一考虑，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有关科学中的奖励和报偿的问题。有一些这类的奖励可供我们用来作为例证，它们只面向全国或某一地区范围内的美国科学家，它们几乎每周都出现在《科学》杂志的新闻专栏里（《料学》是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一份杂志，几乎所有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都读它）。但我们不准备这样做，而准备采取另一种方式。为了表明科学中奖励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普遍性，我们将选择诺贝尔奖作为考察对象；这一奖的授予是不考虑国籍的。从各方面来看，它作为科学声望的象征所具有的奖励的性质是很典型的。
负责颁发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委员会，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当出色的科学成就的人组成，因而他们的意见会受到特别的尊重。不仅不允许个人直接申请诺贝尔奖，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推荐自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在有权提名候选人的人员中包括瑞典科学院的成员——他们实际授予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方面的奖；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中的某些教授；前诺贝尔奖得主；及世界各国中某些被选中的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最后提到的这组被选中的科学家，其任期仅有十二个月，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新选出的委员会。这有助于防止偏袒现象的发生并能不断将科学发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罗进来。例如，为了帮助评选194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学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国科学家）被要求提供候选人。当然，能够被指定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因为只有有造诣的人才可能被选中。不过，最大的荣誉——任何科学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却是本身被授予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会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欢迎，通常在科学界之外也是如此。
诺贝尔奖还说明了科学荣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即它们通常是迟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学奖励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奖是直接授给一年前宣布的发现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麦克列奥（J．J R Macleod）的生理医学奖。授予他们奖是由于他们与其同事贝斯特（c．H
Best）、科利普（J．H．Collip）一道在1922年宣布发现了胰岛素。也许只有在医学领域一项科学发现的意义能够如此迅即地被人们所认识。通常诺贝尔奖总是授予五至十年前完成的成就。获奖者是些成熟的科学家：在物理学中，得奖者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六岁，在化学中是四十九岁，而在生理医学方面，则是五十四岁。
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职业中一样，除了荣誉和金钱收入这类社会奖励之外，直接的工作满足感是导致合格的角色行为的一项重要动因。这里我们可以从1947年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找出一些证据；这项研究考察了由大学、工业和美国政府部门中的五百六十七名科学家所构成的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工作满足感。在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该研究所选择的这组科学家构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样本。如人们由理性价值观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所能推测到的，作为个人的科学家在其工作和事业中将智力上的满足看得最高。这些智力满足包括“理解事物的机理，探索未知，和体验创造性刺激”。占第二位的强烈满足感来自这些科学家所作工作的社会价值。“大多数人说社会贡献是他们所关心的一件事，并觉得他的工作为人类福利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所说的“无私利性”科学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工作满足感是科学家选择其职业的组织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决定哪种组织类型是最令人满意的时候，每一组（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科学家都将有可能按其所愿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视为首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大多数人说“他们正在作最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有权尝试他们自己的想法，并有机会改善其专业能力。”这些意见无论在这三组科学家内部还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龄段的科学家之间，都变化不大。尽管这种实际工作满足感存在于所有三种组织类型的科学家中，将他们全都集合起来考虑时，大多数人把大学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组织类型，工业部门次之，而政府则仅居第三位。稍后我们将讨论这种相对排列顺序的意义。大学受到最高评价，因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业部门提供“可见的、实用的成果”所带来的满足感。政府部门的吸引力乃来源于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设备和资源”。每种工作满足感至少足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去充实不同类型的组织。
总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报告的话来说，“美国科学家认为，以他们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对说来是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学家对《幸福》杂志问卷的回答中也显示了非常相似的粗略结果。对“如果你能重来一次，你是否仍将选择同一条研究路线”一问的回答情况如下：
学术界 政府 工业
是 91％ 86％ 84％
不
9％ 14％ 16％
为了说明关于奖励和动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为美国所特有，不妨让我们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考察一下同样的情形如何发生在苏联的科学社会组织中。就对苏联科学家的公共评价而言，我们自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民意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依其他证据来作判断，那么确实可以说科学和科学家在苏联享有极高的声望。英国科学家埃里克·艾什比报导了在苏联对科学家的极度赞美。在他看来，这种公共赞诩是如此的巨大和广泛，已近乎达到对在世的科学家进行“英雄崇拜”和将故去的科学家“列为圣徒”的地步。他进一步认为这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深深的尊重”，帮助吸引了“苏联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对于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的奖励在报纸上被大肆宣传，从而导致“很多苏联青年把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有纪念科学家及其发现的公共节日，这倒很像我们通过发行纪念邮票来颂扬爱迪生等人物。
所有这些听来都很熟悉，而授予苏联科学家以更可见的奖励的制度也不例外。最高的荣誉和金钱奖励给予那些被选人若干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或全苏科学院的人。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人的人数已大大扩充，他们有相当可观的工资收入，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较好的住房条件、额外的衣食供给、购买汽车之类稀缺消费品的权利、一定的免税待遇、及旅游度假的机会等。还有给这些人及其孩子、遗孀的养老金。这些年薪与其他给予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的科学家的家庭的特殊奖励一起，在报纸上加以报导。这种物质奖励不止给予那些工作于“纯”或“基础”科学领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