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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领导才能”。
虽然美国人确实没有取得像爱因斯坦或巴斯德的科学成就，然而“纯”科学中的许多重要发现仍是由美国人完成的。人们可能提到这些工作，如约瑟夫·亨利的电磁感应；威拉德·吉布斯的热力学；米切尔森…莫雷的光速测定实验；密立根对电子的电本质的确立；摩尔根的遗传基因理论；安德逊发现正电子；戴维斯…杰默验证电子的光本性；康登的a…粒子放射性理论；斯坦利对晶状蛋白病毒之本质的揭示。这里仅举几例，并不代表纯科学中具有“二级”重要性的全部发现。诚然，无论在这一名单中加之几个，事实是美国不仅缺乏二流人物，也缺乏“在基础创造性发现中能与欧洲民族媲美的几个科学天才”。诺贝尔奖的授与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在大约五十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医学奖中，美国只有二十人获奖，相比之下，欧洲一百一十九人，仅德国就有三十六人”。此后，美国表现不俗，即使不把来美国避难的各欧洲国家的科学家考虑在内。正像克罗伯教授所说，“美国现在已处于一个时期的边缘”，“在这一时期，将寻求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并可能占据这一位置”。
无论美国在纯科学方面的不足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无疑责任并不仅在大学，责任还在于美国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对科学的态度。什洛克教授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这种状况进行了研究。大学，作为纯科学创造性的体制化的中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因而是一个直接的关注对象。对美国科学政策作一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的科学需继续保持，甚至加强，一方面这是大学的科学家们自身的任务，另一方面这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与社会对这一责任的承担可从总统理事会强烈要求增加研究经费和奖学金中看出来。似乎没有理由为我们的科学将要失败而大鸣警钟，但必须明智地扩大科学界的申请能够最终获准的社会源泉。鼓励大学发展纯科学，既是精神上的需要又是权宜之计。
大学科学与实用相联系及其重要性，没有比在大学对于各种科学职业的重要性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专门科学职业（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occupation）定义为这样一个职业，它需要大学传授范围内的某一方面的系统化、普遍化的理论和知识，以便使职业生涯取得成功。这个定义使得我们可以在应用各种科学知识的不同种类的职业之间作出有用的区分。我们可以与一个医生相区分，医生拥有大量一般的生物学、物理学和医学技巧方面的知识，却只有有限的专门知识；与一个“工程师”相区分，他对包含在他的活动中的自然科学原理有广泛的理解，或另一类“工程师”，他只是受过经验培训，做一些特殊机器或物质结构的有关工作。上述区分表明，为什么科学职业必须与大学保持紧密的永久联系，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应是大学的一部分。科学职业成为大学共同体的一部分，表征着美国职业“学校”统一在科学价值之下，同时也表征着科学职业队伍与正在发展着的理论（科学职业最终将会用它）保持密切联系。例如，美国最好的医学学校，都是与大学联络在一起的；最好的工程学校，要么与大学紧密联合，要么自身“部分”大学化，进行大量基础科学研究。大学里那些科学职业学校的人员通常综合二种功能，一方面是纯科学的研究者，另一方面在相应的应用科学方面又是著名的实践者，因而他们既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又在与纯科学系的合作研究中，对科学概念框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学的职业科学学校是美国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现在我们再来详细审查一下这一网络中的其它网结。一方面是大学，另一方面是政府和工业，都是很重要的网结。就大学这一方而言，他们提出新理论、培养研究科学家和为其它科学组织做一些研究；另一方面，政府与工业为大学的研究提供工具甚至一些理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以研究补助和培训奖学金的形式为大学提供大量财政津贴。美国科学不断变化的结构可从大学、政府、工业之间的财政关系的历史中部分获得诠释。
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财政津贴，在战前时期数目较小，战时（1941－1946）激增，而且大部分战争研究项目都集中在许多大学进行。由于战时急需，把基础研究都放在既有人力又有物力的大的研究机构，很少考虑到这对较小的大学与学院会有什么不利影响。这种对大学科学的财政支持模式持续到战后一段时期，《纽约时报》的本杰明·法恩（Benjamin
Fine）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了这一事实。首先涉及政府津贴的数目。在1949－1950这一学年，联邦政府拨给大约二百个学术机构一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这意味着经费数量的增加与战前相比估计不下百分之五百。结果许多研究机构有大量由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项目，其中大部分来自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农业部，其它政府机构亦有少量捐赠。这些经费在大学之间的分布情况与战时一样，“大部分联邦资金集中在较大的大学和著名的理工学院”。我们将立即转入讨论这些情况的一些可能的有害后果。虽然有成百上千有津贴的研究项目，严格说分布于每一个科学领域，但是，1949－1950年期间联邦资金的三分之一多拨给了工程科学，剩下的一半又拨给了物理科学和医学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经费都用于应用性研究。只有海军研究部（theofficeof
Naval Research）努力为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提供津贴。1949…1950年期间海军部为二百个研究机构的约一千二百个研究项目提供了二千万美元的资助，大约三千名科学家和二千五百名毕业大学生为这些项目工作。
政府资金对大学科学越来越大的支配作用，并没有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者满意地接受。法恩说，“许多教育家担心学院和大学把研究重心过分倾向于应用项目，将以削弱基础研究为代价。其他官方人员也担心，研究项目过分集中将会‘冻结’小学院，并使整个研究领域遭受其害”。这种科学天才的流入应用性研究领域（甚至在大学中也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是美国基础科学衰弱的一个原因。然而，科学组织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似乎不太害怕来自政府的资金。大学的科学家对法恩说，他们并不抱怨政府对大学内政的干预，他们说，“政府主要对结果感兴趣，而不干涉学院的管理”。有些人可能会问：自主性指什么？ 美国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工业界的资助，这种资助有二种形式。第一种是不受限制的礼物、赠品、研究生奖学金，施主公司或企业不指望这些东西的资助能从大学获得直接回报，因此这一类资助被认为是对科学的一般发展或科学的一些专门领域的发展尽一份力量。第二种，资助给非常专门的研究项目，资助人直接从此获益。第一类资助可能比第二类少得多，然而对于大学来说并不一定具有少得多的重要性，在纯科学中，一点钱也许能办好多事。这二种来自企业的资助形式都非新鲜事，但最近几年来在数量上均大量增加。例如，在1946年的国家研究会议上，有三百零二家公司报告他们正通过大约一千八百项研究生奖学金、奖学基金、研究赠款的方式，支持学院和大学的研究活动，相比之下，1929年只有五十六个公司提供了九十五项类似的奖金。另一项指标亦显示了大学科学在财政上对企业的依赖；在1946年版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关于工业研究实验室的指南中，列举了大约三百个为企业搞一些研究项目的教育机构，其中绝大部分是州立大学、地方资助学院和理工学院。私立大学不象上述这些机构那样直接依赖于企业津贴，这些机构部分是政治上以及部分是财政上的原因才被迫依赖于企业。
企业对大学研究的津贴化，使科学家有时候受到像在接受政府津贴时那样的干扰。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工业科学家加入了他的大学同行，并表达了他对来自企业的日益扩大的津贴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的关切。C·E·K·米斯，伊士曼·柯达研究实验室主任，他说，“目前的大学越来越倾向从事与企业合作的工业研究，大部分这类所谓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开发工作，它需要精力与发明能力，而并非科学想象力。这可能远比接受自然科学研究基金会之类的组织的支持，对大学中的自由探究精神更具灾难性”。关于这一基金会的情况将在下面叙述。
因此，在两种情形中——政府支持和企业支持——都存在某些担心，担心大学科学对外部组织的日益增长的财政上的依赖，可能对科学自主性和纯科学的生产力产生不利后果。如果认为这些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科学家广泛对此不够重视，将会更可能产生这些后果，那么这是大惊小怪者的论调。政府、企业和大学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阻止科学资源过分用于应用研究，以致于最终对应用研究本身也没有好处。
在美国大学科学家依赖于日益增加的外部资金的过程中，最近产生了一个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发明的专利权问题。在第四章已经讲到，“纯”研究的科学家的一个理想是，他们的发现不应该成为私有财产，而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财产。这是科学的功能上的需要，否则，部分科学理论将会从公共领域中消失，因而阻碍科学的进展。考虑到这些理由，因此科学家反对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一份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专利、版权和商标委员会于 1934年出版的关于《科学发现专利保护》的报告，总结了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