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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实验室的范围之内，现在也必定知道去适应巴特菲尔德（Batterfield）由所做的一个评论，他们“不是在无条件的自由世界中行动的、绝对自主的和神仙般的生物”。
更为特别的是，在科学家们当中，这些历史的发展引起了一场关于“科学的社会控制”的争论和论战——巴伯先生在本书的第十章中对这场炽烈的冲突给予了颇有见识的分析。无论如何，停留在已经提出的观点之上可能是没有结果的，这些对立的观点是对于科学的社会关系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的、令人兴奋和持久的兴趣的附带结果。
不止是科学家，而且广大公众也都由于新近的事件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的社会意义方面。广岛和其他试验性的原子弹爆炸的附带结果，就是使处于休眠状态的不关心科学的公众也觉醒了。许多人除了偶尔对科学奇迹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他们总是把科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种人对毁灭人类的表演也变得警觉和沮丧了。科学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就像战争、家庭的不断衰落或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事件一样。
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当某种事情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学中，新的学科分支是在对新的一组问题做出的反应之中产生的。几代人之前，大量移民的涌入唤起了人们对同化与文化适应过程的极大的社会学兴趣，正如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强化了种族关系的专门研究。同样，一些更加显著的城市生活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强烈注意，在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地点一般是城市贫民区，主要来观察少年犯罪、成人犯罪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异常行为。由于电影的广泛普及和无线电的出现，一个协同研究大众传播和公众舆论的新阶段开始了，从而另一个社会学的专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复兴起来了。在更近的若干年内，在这个国家中有效的工会组织以及引起工人与雇主冲突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活跃的过程中慢慢地导致了工业社会学这一专门领域。
有迹象表明，科学社会学做为一个独特的专门研究领域，目前正处在与不足二十年前的工业社会学相类似的地位。过去对这一学科不定形的和零星的兴趣，正变得定形并且持续不断。然而，这两个领域的社会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可能有助于产生不同的效果：工业社会学本身主要关心有关工业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关心工人的士气问题，关心非正式群体的结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关心劳资双方的关系问题。就像技术研究一样，社会学研究也是如此，当它产出许多丰硕的成果时，工业界就准备支持这些研究，因为这样做也是一桩好买卖。营利组织必须根据预期的利润来做出他们的决定，在这个狭隘的经济观念支配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和科学家很难有什么指望。而对科学的支持必须来自一些不是为经济上有所得而建立的机构。
除了最近历史发展的复杂情况以外——在这些情况当中，包括试图使科学服从政治的控制，人做为科学家的角色与做为公民的角色之间的深刻冲突，使得科学被广泛地看作是社会问题来源之一的那些事件——对科学社会学的兴趣开始出现了新生。因此，在与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合作中，菲力浦·弗兰克（Philipp
Frank）联络了一大群学者支持促进这个领域中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另一个小组也已成立，在美国学术理事会的赞助之下，研究科学的人文主义方面，包括社会方面。世界科学史家联合会扩大了它的范围以包括科学的社会关系史委员会，由利莱准备的该委员会的第一份重要报告，给予它的社会学方向以充分的论证。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大学的科学史系也开始关心社会学，可以期待，由于适当的研究材料的积累，科学社会学将更加迅速地得到发展。
另一类学术的发展为及时提供这些研究材料提供了保证。十多年来，社会学家们已显示出对社会职业——医疗、法律、服务、工程以及其它职业的结构、作用和功能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它们的社会意义。类似的研究也将会把科学和科学家做为对象。如果这能实现的话，它将进一步有利于对历史材料和第一手现场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学中相当大量的研究一直几乎以纯粹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这些资料是科学家留下来的文件、自传、日记和科学学会的报告。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但这还不够。像别人一样，科学家同样倾向于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们不能从中得到关于大量社会行动和社会互动的认识，这些行动和互动可能在实验室中产生，就像在工厂里产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动和互动是在与之有关的那些人的认识限度之下。当然，已经有了大量关于“科学方法”的文献，据推断，还会有关于科学家的“态度”和“值价”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与社会科学家称之为理想类型的东西有关。即科学家本应照着这些方式去思索、感觉和行动。在细节上描述科学家们实际进行思索、感觉和行动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必要的。这些实际的类型很少得到系统的研究——罗依（Roy）所代表的对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心理测试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如果社会科学家开始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和野外台站中进行观测，那么至少可能在短短几年中就会比过去全部的岁月学到更多的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东西。
从这一切可以看到，这本书几乎正是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出版的。在对这门学科的兴趣正在重新兴起的时代，甚至单独地对这一领域提供一个尝试性的系统看法的一本书，也会不成比例地产生巨大的反响。巴伯先生以及那些其他可能追随同一路线的书，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大学开设引导学生们学习科学社会学的课程。很可能选修这些课程的学生也许是由于历史学的最新论题激起了他们对科学的社会环境的好奇心，从而产生了对这一学科的持续的兴趣。这样，这些人将是新的并且实质上是第一代新兵，他们既在社会科学方面又在某一物理或生物科学方面受到训练，当他们成为独立的学者的时候，科学社会学就会成为一门知识条理化的专门领域。巴伯先生的书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罗伯特· K·默顿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鸣谢
我非常高兴地记下我在写作本书时所得到的帮助。对我帮助最大的两个人是我的朋友和老师，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 K·默顿。只有那些了解帕森斯与默顿的讲演和著述的人，才知道我在本书的内容以及社会学观点上有多少要归功于他们。十五年来，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上的杰出工作一直是我的楷模，它告诉我在这个领域的事业应该是什么。我不能说自己是乔治·萨顿的一名“学生”，但在我们长期的、令人愉快的相识期间，我从他那里学到关于科学史和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他总是最慷慨地允许我利用他在怀德纳尔一八九号的私人图书馆。哈里·
M·约翰逊（Harry M Johnson）以其对本书内容与风格的细致批评使我获益良多。其他几位朋友一直非常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或全部手稿，并且提出了改进意见，他们是：丹尼尔·阿隆（Daniel
Aaron）、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里恩·福克斯（Renee
Fox）、弗兰克·H·汉金斯（Frank H．Han－kins）、阿列克·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小马里奥隆·J·列维（Marion J． Levy， Jr．）、查尔斯·H·佩奇（Charles
H．Page）和马尔温·李克特（Melyin Richter）。由于我未能采纳他们所有的建议，这些朋友对本书遗留下来的缺点不负责任。最后，我向我的妻子埃里诺·G·巴伯（Elinor
G。Barber）致以不可估量的深深的谢意，感谢她给予我有价值的批评和支持。
伯纳德·巴伯
多布斯·费里，纽约
1952年8月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导言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什么？由于我们能这样简单地提出问题，所以许多人期待对此作一个简单的答复。但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答复是复杂的，它告诉我们科学在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不同的情况，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科学具有的若干方面。当然，科学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整合性，这种统一性固然不很完全，但它仍然是科学存在的一项重要条件。后面我们将多次谈到这种统一性。但是，科学也有许多独立的方面。我们将发现，令人满意地理解科学，要求分别研究科学的这若干方面，就像仔细研究科学本身的统一性那样。
我们只须考察一下公众和个人对科学的许许多多想像，就可看到科学表现出多少不同的方面。科学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他最经常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在实验室中摆弄试管。或者科学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由于一个公式——E＝mc 2 ——而为人所知。一台被一些作者描述为“机器脑”的复杂机器，也许是一种新型的电子计算机，它则是科学的另一种象征。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科学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技术失业，1弗兰肯斯坦的怪物2对它的创造者——社会——翻了脸。更为经常的是，尽管出现了原子弹，但科学仍然意味着希望的满足和希望的实现，科学发现了胰岛素、盘尼西林，甚至是一种治疗小病小灾——大家都会患的感冒——的药品；科学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