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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价值不大，因为它绝不可能对社会行为实施完全控制。这一观点基于下列假设，即社会行为中未被控制的部分必然会使我们确实对之有所理解与控制的领域陷入混乱。然后这一假设对于自然科学，对于所研究与控制的物理与生物现象均不成立。所有科学都寻求发现存在于经验世界的整体之各个特定部分之间的确定的关系，自然科学至今并且永远不会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物理与生物世界实施完全的控制，但是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少。设想知识必须完全有效，是对理性知识之本质的一种误解，人类知识，无论只由理性“常识”构成，还是只由理性科学构成，肯定只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几种力量中的一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同样的理解，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社会科学可能实现完全的社会控制。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讽刺家，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过分轻信了理性知识的力量，因而认为极权社会已被完全控制，或至少以前从未这样被控制过。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我们的价值、知识、社会组织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物理与生物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人类社会的本质，由于不断变动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与人类的理性知识相互作用并且部分地决定这些知识的利用），人类蜂窝状结构（a
human beehive）是不可能的。当然令人不幸的是，的确有一些部分控制的类型是我们所憎恨的，它超出我们的喜欢程度，而使我们形成非常接近于蜂窝状结构的社会，如纳粹德国与共产党苏联的令人可恶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是部分控制正好能使与我们的价值相一致的社会状况成为可能，社会科学使更“自由”与更可恨的“控制”同样成为可能。知识具有施行善或恶的力量，但我们不能由于它能行恶而抛弃这种力量。现在，我们正陷于与自然科学造成的后果一样的两难境地，对于社会科学带给我们的部分控制，我们也选择了我们应该选择的对付方法。我们可以消除对社会科学专家提出的蜂窝状社会的惧怕心理，之后，就可以集中精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科学就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略微紧凑一些的社会。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相对富有；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相对自由。
怀特海曾经指出，直到十七世纪，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的观念才在西方人中间广泛流行，并迎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我们要问：二十世纪是否可能标志着类似观念——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出现？如果是，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人类生活的重要进展时期。如果这一观念在社会中广泛传播，部分通过逐渐地显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那么，这对于社会科学以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在将来，我们完全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相应的社会转变过程，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更偶然、更不确定、更随机、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与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译后记
这是科学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
科学社会学诞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193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发表了《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为科学社会学奠定了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门学科在整个四十年代几乎停滞不前。英国一位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杰里·加斯顿（Jerry
Gaston）在1980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文化指南》一书评论道：“在五十年代以前，很少有专业社会学家关心科学社会学，除了极少数例外。罗伯特·默顿和伯纳德·巴伯是两个主要的例外，他们至今仍在这一领域内发挥着作用；在适应这一专业学科发展的条件成熟之前，他们一直没有真正的追随者。”
伯纳德·巴伯为科学社会学贡献了《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这本书初版于1952年。加斯顿评价此书为“第一本系统论述科学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巴伯还同赫希（W。Hirsch）编辑了《科学社会学＞（1962年，1978年重印）一书，这是该学科的名称首次被用于书名。
科学社会学真正兴起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默顿和巴伯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科学社会学中的“默顿学派”在六、七十年代不断发展壮大。默顿和巴伯都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因而他们同属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学派。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出发，默顿等人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科学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发挥一种独特的功能，同时又保持着某种自主性。伯纳德·巴伯的这部著作正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科学这种社会建制同社会的互动状况，以及科学内部的社会结构。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核心是科学的社会结构问题。默顿、科尔兄弟（Jonathan
R．Cole and Ste－phen Cole）和加斯顿等人通过科学奖励系统，揭示了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普赖斯、克兰、穆林斯等人则利用人际关系测量技术，对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会互动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从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们还把这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增长联系起来，总之，在此期间，科学社会学的主流是不涉及科学思想、概念，只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亚系统，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默顿和巴伯的著作是这一研究主流之源。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试图抛弃默顿和巴伯建立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该学派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科学社会学在国外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在国内却尚属空白研究领域。默顿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中，分析了科学社会学在当时（1952年）的美国尚不发达的原因。这些分析对于今天的中国也依然是中肯的。与默顿的前言相映成趣的是，巴伯为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描绘了科学社会学兴起和成熟的历程。做为历史见证人的巴伯所撰写的这个新序言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通过翻译巴伯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会与我们有同样的感觉。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巴伯先生一直给予我们以鼓励和支持，他不仅赠予我们这本书，而且撰写了一篇相当精彩的序言。本书的中文顺序言、前言、鸣谢、第一至三章以及第十章由顾昕翻译，第六至九章以及第十一章由郏斌祥翻译，第四、五章由赵雷进翻译。全书由顾昕统校。
由于科学社会学是一门新学科，再加上我们学识浅陋，译文中难免有失当之处，尤其是在专业术语方面。祈望各界读者不吝赐数。
译者
1987年11月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中文版序言
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与成熟
我的同事顾昕先生，以及他的两位同事，承担了我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以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团体和科学政策团体可以更方便地读到此书，这使我非常高兴。这本书最初是于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自那以后，出版了一种英国版本（1953年），两种美国平装本（1962年和1970年），一种美国精装本（1978年），以及日文译本（1955年）。当然，这是首次出版中译本。
幸运的是，自1952年以来的三十五年间，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科学与社会秩序》就材料而言不是最新的，特别是与三十五年来用先进的调查研究技术和新发明的科学引证方法所做的经验研究所提供的那些材料相比，更是如此；在深入细致地考察科学思想的实质方面，这本书也不是最新的，而这种考察后来逐步成为正在成长的科学社会学的一部分特征。自六十年代以来进行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新的资 料、新的研究技术以及对于科学思想之实际发展的新的深入细致的考察。我是以欣羡和赞赏的态度来看待所有这些工作的，我将在下面更充分地解释这一点。自 1952年以来，科学社会学兴起并且成熟了。
然而，尽管出现了所有这些进步，《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仍然可以向读者贡献许多内容。我在下面将说明本书思想上的由来，这样这本书的基本特征及其持续的有益性格变得更加明显。1952年我脑海中的意图现在对科学社会学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像所有的科学进步一样，科学社会学自1952年以来所取得的令人欣羡的进步，常常是片面的，因为它对科学的分析只限于微观。它常常忽视科学做为社会中一个主要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建制的宏观特征。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线中，常常缺乏充分的比较研究，没有考察科学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社会系统、建制的前提和比较的前提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