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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ine）是一位在其专业上富有长期经验和成就的人物；他曾谈到“工业基础研究中隐含的金钱动机”。他说，在他的实验室中的基础研究“不是一种出于爱好的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能保证将来分得红利的策略”。正是斯泰恩博士，受其建制使命的制约，而说服在哈佛大学从事聚合体研究的沃雷斯·卡罗瑟斯（W．Carothers）博士前来杜邦公司从事同一问题的研究。雇用卡罗瑟斯博士被证明是斯泰恩博士“敏锐的商业远见”之一，因为正是经过这项研究，“尼龙终于问世了”。斯泰恩博士和他的雇主为其在“纯”科学（作为一种概念体系）中的投资得到应用的回报而宁愿并且实际等了十年，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合成纤维一一尼龙的制造。
社会组织类型还以另一种方式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分相联系。有时人们相信，“纯”研究只能由个体科学家单独或以小组的形式来进行，而“应用”研究只能由大规模的、分等级地组织起来的群体来进行。如我们稍后将再次看到的，这些也许是大学中的“纯”研究与政府和工业中的“应用”研究之间的典型差异，但事实上，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有这两种研究组织模式。大学需要有组织的大规模研究等级结构来承担像原子回旋加速器和电子数学计算机这类的研究项目。私人工业的研究组织则很乐意它的一些研究人员不仅工作于“应用”领域，也能独立工作于一些相对“基础”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从长远的角度看，工业中的“基础”研究，也是“应用”研究。在大学中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如此——当然这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因为无论推动一项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什么，所有研究最终都有某些用场。这甚至对高等数学这一全部科学序列中据称最为“纯”的学科来说也是正确的。最近一份说明数学在工业中广泛用途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引用了伊夫真（H．M。
Evjen）的一段话。伊夫真是壳牌石油公司地球物理研究部的一位数学家，他说：“高等数学不过是那些尚未发现广泛应用领域的科学分支。”报告的作者自己又补充道：“所以，在我们工业系统现今的日常运行中，都使用着超越方程、矩阵代数、海维赛算子微积分、概率函数、拓扑学及其他数学体系和构造。这些数学以前仅为高级学术界所知，而被实用部门作为纯理论加以忽视。” 然而，存在于“纯”和“应用”研究之间这种不同的时间视角尽管不是绝对的并有些重叠，却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分开来，因为科学中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的这种差异对于社会组织和科学的进展来说是十分基本的。无论多么“纯”的科学最终都可能被用于为其自身构造概念体系以外的其他社会目的；而由于对科学自身的目的来说，自主性在任何时限的研究中都是必须的，所以自主性也是保证科学所可能具有的长远“应用”效果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懂得为什么有一段时期曾流行过的一个论断之所以不能成立。这个论断认为“纯”科学就是没有任何社会后果的科学，而“应用”科学就是有社会后果的科学。如果所有的科学都如我们在第二章的一个“论点”中所指出的，最终都会对其自身以外的其他社会目的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只能在科学活动和其社会后果之间的相对时间跨度的基础上来区分“纯”和“应用”科学。这一时间跨度对于“纯”科学来说尤其显得大一些；但并不必定如此，原子弹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对于“纯”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是个别科学家的个人动机。我们迄今已经进行的讨论可能足以表明这两者间的区分决不仅是从事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的个人的动机问题。然而某些“常识”和道德化的讨论正是犯了这种形式的错误。据说“纯”科学家具有比“应用”科学家更高尚的动机。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方式来确定这种论断的正确性，因为关于科学家的私人动机，我们知之甚少。“纯”科学也许具有某些特征，能够吸引一种或多种特殊性格类型的人；而另一方面，“应用”科学也许会对其他一些性格类型的人产生感召力。然而，由于我们在总体上知道在性格类型和职业角色之间没有什么固定的联系，所以很可能在不同类型的科学工作中，人们的动机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是重合的。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科学家本人所说的话中找到证据。哈佛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基斯蒂亚科斯基（G．B．Kistiakow－Sky）指出，同一科学家能够“享受”两种类型的研究。他说，“我感到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所谓的应用型和所谓的基础型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在战争年代我非常乐于研究炸药及其他一些应用型问题，正如我也乐于从事不具有实用目的研究一样，我以前在哈佛就是作的这种研究，并且现在希望能够再次作这种研究。”而在另一方，一位工业物理学家则驳斥了“劣等”动机论。费城萨斯奎哈纳管道公司的约翰·M·皮尔森（John
MPearson）指出，“在工业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在大学中所能找到的一切对待科学的人道态度。”
无论如何，如我们以前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已经看到的，我们不必一开始就考虑个人的动机。就区分“纯”与“应用”科学而言，进行科研的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特征差别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不同种类的科学有赖于适当类型的社会组织来加以维持。这些类型的社会组织——例如，大学、工业及政府部门——与更大的自由社会施于个人动机之上的影响一起，提供充分的机制来形成和控制从事科研所需要的动机类型。这一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正是我后面几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在“纯”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僵硬和有害的分离。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五章 美国社会中科学的社会组织
用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一概念来考察，可以说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发展概念体系、培训其他人来发展概念体系，以及将概念体系用于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些当然只是分析性的区分，具体到某一特定的科学家身上，我们可能会发现这几种功能是完全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功能一般是由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的科学家来执行：即大专院校，工业研究集团，及政府研究集团。大学主要执行前两种功能，既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和培训科学家来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工业界和政府部门通常主要执行第三种功能，应用由大学发展的概念体系；但是它们也曾独立发展一些概念体系，并且它们的培训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三种社会组织之间，有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不仅由于它们所执行的这三种功能必定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也是由于这些功能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有所重叠的。所有这三个团体都为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研究建制对于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决策的形成必须以对于这一研究三角形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基础。”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逐一、细致地考察这三种社会组织，考察它们的特殊结构和特殊问题。在本章中我们想讨论一些对所有这三者都适用的事情：美国科学家的公共声望，他们的社会奖励，以及他们对工作满意程度；科学家角色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美国科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控制模式及其问题。还有关于现今美国科学规模和关于美国科学家社会特征的一些基本资料。这些一般的讨论将为了解大学、工业研究、及政府研究的特殊情景提供背景。
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像社会中所有其他的角色一样，要受到大范围的公众评价和自我评价。当然这两种评价是有本质联系的，并且在一个整合的社会中它们是相对和谐的；否则这一角色就不能实现或不能成功地实现。表现在公共声望中的对科学家的社会奖励、金钱收入，以及其他荣誉象征是这些公众和自我评价的大致表达方式。它们构成了一组社会财产，并与直接的工作满足感一起，有助于将人们吸引到科学家角色上来，并为科学事业保持适当的精神舆论和个人动力。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一般的社会学命题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特殊联系。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公共声望。我们关于科学家在美国职业等级结构中具有很高的声望的常识性印象，最近已由一项可靠的经验研究加以证实。社会学家诺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教授通过对一有代表性的全国人口样本的考察，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