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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这种通过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隐而不见的，只有少数经验丰富并善于思索的科学家能意识到它的范围和意义。然而当科学的目标变得比较狭窄——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这种非正式控制的结构就会变得略为明显，不过即使这时它也不是对所有的科学家都如此明显。在美国科学中，像哈佛大学校长J．B．康南特，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康普顿（Karl
T pton）这样的人和其他少数科学家通过将科学中许多分立的权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来，而产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战时负责科研的政府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0．S。R．D．）——的研究报告说，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顿三人执政。”布什本人则指出，虽然在战争期间有大约三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研究新武器和新医药，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处于［控制的〕高级职位上”。无论我们中的某些人持有多么绝对的反权威主义价值观，这却正是如此庞大和成功的一项事业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国科学中的非正式控制结构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个人见解常常使我们认不清它的存在和意义。
幸运的是对于非正式影响机制的运行已有详尽的书面描写，所选择的案例是为一个战时科研项目配备人员。首先要选择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科学家，这一选择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顿这样关键的人物的推荐。然后，被选中的科学家，“根据对于其专门领域的广泛了解，来选择扶助他的一组同事。”而这些人又推荐另外四、五十个人作为直接补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学术界工作，大概由于已经参加到课题中的人的影响，他们的“离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里特恩（ Tryt－ten）总结道：“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主要项目的科学家的召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刚刚描述过的这种‘扇形展开’模式。以也许是科学研究与发展署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实验室为例，这一过程以四位国际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在纽约一间饭店客房里的一次聚会为开端。他们依据其集体的经验选出了四十位年轻、积极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核心骨干又展开进一步的联系活动……实验室日益增大……最后达到了有一千名专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水平。”
决不应低估美国科学中这种非正式协调的价值。布什在分析与美国具有相当平等机会的纳粹德国为何会在试制原子弹上遭到“惨败”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科学组织非常糟糕。也决不应看低我们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国科学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为管理者，他们在战时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军队将领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为“这场战争中的小奇迹之一。”如果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一些虽然小但却类似的成就能为人们所知，他们在战时的这些成功就不会显得如此令人吃惊了。有些美国科学家有相当的行政管理才能，不过他们却宁愿忽视这种才能，以专心致志地培养其研究兴趣。战争却使他们有机会得以发挥这种潜在的以及那些已经在科学组织工作中得到证明的才能。例如，战时科学工作带来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学家管理者，他们中有洛斯阿摩斯实验室主任，高等研究院现任院长奥本海默（ J．R
Oppenheimer）；负责雷达研究的辐射实验室主任，现在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火箭研究主任，现在的波都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H·豪佛德（Frederick
H． Hovde）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注意有关美国科学中这一非正式控制模式的另一重要事实。那就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重要性乃体现在大多数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的学术联系之中。有时这些学术联系涉及到一些重要技术机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培训了许多工业科学家的研究中心，这一影响模式才能传至全国各地的工业和学术研究团体。通过像布什这样的人物，还可确立与私人研究组织的联系，像卡内基研究院这样的私人组织不仅有自发的研究，而且还资助其他组织的研究。按这种方式，主要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将美国科学中所有不同种类的组织联结并部分地协调起来。这种非正式协调是美国科学的一项宝贵财富，并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因为这种协调，无论它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都须掌握在科学自己的领导人手里而非掌握在从政治上任命的非科学家手里，这是保证科学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种协调模式的存在既不是科学中的新鲜事，也不独为美国科学所特有。例如，1864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一群著名科学家组织了一个X俱乐部，它是一个每周聚餐一次的社团。赫胥黎后来报导了他偶然听到的非该俱乐部成员的两位科学家之间的如下谈话。
“我说 A，你知道X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吗？”
“哦，是的， B，我听说过它。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管理科学事物，而且说真的，总的说来他们干得还不坏。”
这一俱乐部只维持到其创建者的有生之年，它对学术职位和科学协会内的任命及晋升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科学的非正式控制的一般模式内，产生了两种补充的社会组织模式。第一种像一般模式一样，是非正式的。许多美国科学家以个人身份独立从事其研究，或在“小组”中进行其研究，这小组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像官方领导者那样以“首长”的身份自居，而很经常地是以师傅对待晚辈、对待缺乏经验的学徒的姿态出现。这种非正式模式在许多科研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以后我们还将多次回过头来讨论它对于科学进展的基本作用。我们尤其将在第九章中论述这一问题，因为它与发现和发明的社会过程有关。第二种模式是正式的或等级制的、“科层制的”，它在一般的非正式模式中保持开放，但却与之不同，有时似乎还与之有冲突。这一模式在美国科研中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它反应了科学自身以及科学与“自由”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海军研究署的威尔逊·F·哈伍德（Wilson
F．Harwood）指出，“大型实验室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尤其是过去二十年的产物。他指出，“举例来说，在1938年，在华盛顿的负责海军研究与发展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只几栋房屋和数百雇员，其年预算实质上低于五十万美元。今天同一实验室有大约一百万平方英尺的实验室面积，大约三千名雇员和每年一千八百万美元的经费。”这不过是美国大学、工业和政府科学中众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
科学社会组织中的这一变化自然只是现代“自由”社会向着日益“科层化的世界”的更大变化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看到这一更大的趋势是如何影响科学中的这一变化的。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仅是与科学内部正式组织增 加特别有关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科学日益增强的应用性，科学日益卷入到政府和工业科层制中，以及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
首先让我们考虑日益增强的应用性对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最近发生的变化的意义。现代科学的迅速成长，即基础概念体系的普遍改善，意味着在更多的实用场合中，科学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作为几个例子，可以指出在化学和电子工业，在医疗及农业方面，基础科学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也许将基础科学应用于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的最明显和近期的例子是原子弹的研制。也只有在具有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情形中，正式的社会组织才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与反对“科层制”的意识形态相反，等级结构的社会组织并非魔鬼的工具。毋宁说它是一项我们仍在加以改进的伟大的社会发明，是一种坦率地说带有某些缺点但却合理的社会手段，它有助于实现有限和能确定的社会目标。所以它不仅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使用，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其他社会中被使用。例如在古代中国以及在许多社会的军队中，正式组织就曾很好地被用来为人服务。所以，毫不奇怪，在实用场合中科学有用性的增强意味着寻求应用基础科学的等级制组织的数目的增加。虽然，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科学中有些场合不适于采用这种社会组织，但是也有许多其他场合同样不适于采用非正式组织。这里我们只须再次回想一下原子弹的例子。
无论在应用科学中还是在基础科学的某些有限范围内，正式组织都特别适于达到给定的目标，这一点当社会危机使目标变得特别紧迫时，就会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电子和原子研究领域中的大型正式组织被迅速地建立起来，前者是为了开发像雷达、无线电引信这类的新指定的研究目标。原先制订的战时科研计划曾想让每个科学家仍留在自己的大学中。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需要迅速的协商、相互帮助和指导，此外还需要为着同一有限目标工作的科学家之间能保持频繁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促成将所有这些科学家纳入到同一大组织之中。研究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之历史的J·P·巴克斯塔写道：“从大群体合作研究中所能得到的好处太多了，以至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大型正式研究组织分别在伊利诺大学，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