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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只占百分之四十一；1947年，只占百分之三十六。不过这种减少不一定是有害的。
在美国这么多的人员仍不显得充足。由于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认为“科学是维持国家生存的一个主要因素”，并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和更多的研究，我们才能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它在1946年提出了在未来十年（1947－1957）中，科研人员有计划扩充的政策建议，不过这一建议没有指定到1957年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我们已经看到，在战后人员的扩充是多么迅速，关键科研人员组的人数从十三万七千达到十八万。这一增长已超出了战后关于科研人力资源情况的报告的预计。的确，也许正是这些报告部分地激励了这种巨大的增长势头。这样的增长率不大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扩充却是非常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所可能得到的资金来衡量美国科学的范围。1900年以来，所有三类科学组织的研究费用都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政府部门的费用比大学和工业界要更快一些。这种增长势态自1930年以来，显得尤为强烈。据估计在这一年，美国科学的花费为一亿五千万美元；1940年，为三亿五千万亿美元；到1949年，则为二十亿美元。所以在三十年代，国家的科研费用翻了一番多，但是总额从未超过国民收入总额的千分之五。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47年作出了非常激进的建议：到1957年，美国科研费用最少也要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战争无疑大大增加了用于科研的经费。例如在1941－1945年期间，花了大约三十亿美元，其中大多数用于应用研究。这一巨大数额中的百分之八十三是由美国政府出的。在1944和1945年，每年都花了八亿多美元，几乎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资。尽管战争期间作了如此巨大的花费，从那以后，资金的支出仍在增大。1947年花费了十一亿美元，1949年花费了二十亿美元。这一总数恐怕还要继续增加，并且无疑，大头仍要由美国政府的资金来提供。工业界大约花了1947年总经费的一半，而大学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其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却仍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四。这是大学科研费用相对减少趋势的继续，在1930年，同样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为百分之九。
最后，可利用的科研设备的价值构成评价美国科学的另一粗略指标。1946年美国政府所拥有和操纵的研究设备的价值为十五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国防部占有。这一数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员会的设备。工业界有十亿美元的设备，而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有大约三亿美元的研究设备。1946年以来，研究设备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与科研人力的扩充成正比。
美国科学最近已经发生的这些扩充和那些可能将要继续下去的扩充趋势，当然不是在毫无计划和毫无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人力是增长中最关键的要素，规划科学培训项目，无论这一任务多么艰巨，就显得尤为重要。培训一个科学家需要大约四到十年，从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在开头所作的个人决定，待四到十年后，培训结束时可能会毫不现实。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科学在继续发展时，为了自我指导起见，必须收集关于自身成长趋势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来，收集这种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学组织中各种小组的职责，现在这一职能已转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于后者我们稍后还要作更多的论述。这样的信息有助于维持科学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种重要的不平衡的发生：各种专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各种不同技能——即管理、纯科学、及应用技能——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层次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在科学中对受过高度训练、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无论以专业人员的数目、以财政花费的规模，还是以仪器设备的价值来衡量，美国科学现在都是一项规模巨大、具有头等国家重要性的事业。除非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否则科学的位置将在大学、工业和政府中得到维持乃至推进。
关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最后一点一般考虑是，构成这一领域劳动力的科学家的社会特征。不幸的是，关于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所能谈的只是美国科学家的阶级来源、他们的宗教背景，以及妇女在科学中的地位。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社会学，也是直接的实用目标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科学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职业一样，充分体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美国价值观，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应受到报达。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切地说明在怎样的程度上科学构成了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1906年，卡特尔（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国科学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辈的职业背景。在他所考虑的这一父亲群体中，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的人曾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人曾从事工商业；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的人从事农业。而当时，在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从事科学等专门职业；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从事工商业；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从事农业。所以工商业组提供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的科学家份额，而农业组所提供的科学家只占按总人口百分比所应提供份额的一半；科学专职群体所提供的科学家份额几乎是该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十五倍。正是这后一事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阶级的自我补充，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过，卡特尔的“工商业”和“农业”类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阶级。因此，唯一明确的结论是相当大比例的科学家出自专门职业群体。
最近我们又有另外一点证据。《幸福》杂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数学－物理学家“通常出自中产阶级和专门职业家庭”，“列入《美国科学家》中的物理学家，有相当多的人是教士的儿子。”据这一调查说，化学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并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结论是科学常来自低收入阶层。”所给出的唯一证据是科学中的博士获得者大多出于较小的、费用低廉的学院。不过，关于这一概括还有其他的证据。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人员办公室最近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赖于某种财政资助。它表明研究生极少靠自己的财力进研究生院。”在法律和医学领域中，自己付钱的人要比在科学中的多。
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作出一些概括——它们应受到检验，并通过认真设计的研究来予以充实——我们可以说，在科学这一专门职业中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流动，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专门职业阶级的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概更经常发自中产阶级的低收入层，而非发自非常低等的社会层，然而，借助于美国社会中的免费公共教育系统和奖学金，后者偶尔也为科学提供人力补充。科学中流动性的这种样式似乎与美国工商界精英人物的流动样式大致相同。这后一种样式是根据最近在工商界所进行的认真的统计研究而作出的。有相当大的阶级和职业自我补充；社会流动大多发自中产阶级中的低收入层；也有一小部分流动发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这些事实对于美国科学中的人员更替和培训计划来说是很基本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那项研究认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力合格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不能获得奖学金而无法继续受研究生培训。科学的不断发展需要为那些不能由其家庭得到财政资助的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
关于美国科学家的宗教背景和目前的依附倾向，我们所知甚少；正如我们对他们的阶级出身知之甚少一样。不过，最近两位天主教科学家指出，美国天主教徒为全国科学人力和科学产出所作的贡献与它们自身所应占的份额并不相当。
F．库柏指出，他“很不愿意被迫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主教徒仅占美国科学和学术领导层人数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三，而天主教徒在全国总人口中却占大约百分之二十。”相对于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越不重视批判理性，他们就越强调关于宇宙的目的论概念，而这与我们在第三章中定义的所谓“功利主义”是相悖的。天主教宗教和教育体系中的这些影响似乎是导致天主教徒在美国科学中表现相对欠佳的原因。
关于美国犹太人，我们没有任何数字，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在科学和学术方面的表现与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成比例的，无论如何在大学里情况是这样。有两点理由使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犹太人的价值观似乎有利于学术和经验理性。其次，在美国社会体制中有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犹太人在美国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包括科学在内的一些自由专门职业一直比大工业和商业中的许多领域对他们更为开放。所以大多数犹太科学家将很可能在大学和政府部门的研究群体中就业而不是在工业实验室中工作，因为那些大力支持研究的工业部门大都向犹太人关闭通向其各个分支的门户。
尽管妇女正在日益参与到科学的职业系统中来，但她们仍是在科学专职中未起重要作用的又一社会群体。例如，在1947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估计在它的三万三千名成员中大约只有百分之一是妇女。在那一年，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三百五十名成员中只有工人是妇女。尽管战时妇女的就业机会有了很大增加，但在战后的几年里，在物理、生物、数学科学，以及工程和农业中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妇女人数仍不到一万五千人。这一很小的数字可与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