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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其中天份好的，能表现出惊人的效果。也像现在智力突出的儿童一样，历史上也不乏记忆力惊人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闺四月十五日就记有“孝感李生维埙……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按汉立《易》、《诗》、《书》、《礼》、《春秋》于学宫，谓之“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唐开成年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白文总字数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按林日记所说“十一经”，一般是少《孝经》、《尔雅》。）不过林则徐《日记》所记的李维埙后来似乎并未成为大名人、大学者，或者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式的人物。而清代大学者中也不乏，如乾、嘉时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字二云。据《年谱》记载：十二岁时，参加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这都是真人真事。
熟读背诵《四书》、“五经”，这是八股文教育基本功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如前引《儒林外史》所说“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王守溪即明末苏州人王鏊，大官、大学者、大书法家），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熟许多东西，才能完成八股文教育的基础。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之二是先强调记忆，在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再谈理解。这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人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而这些书要记熟，但又都是古老抽象的语句和道理，只能逐渐由浅入深地理解，不要说儿童，即使大人也很难完全弄懂。因而儿童读书时，如先强调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而这时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必须先强调背诵记忆，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儿童的生理、心理实际，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如不理解这点，就不能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科学性，如机械地以西方现代教育的观点认识中国历史传统教育，那必然要产生错误的认识、反科学的观点。这必然也就影响到本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下降。弄的一般大学生的本国语文水平连本世纪初期乡村小学的水平也比不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即中国传统教育本身，是强调在熟读当中自然地理解。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简单地说，即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再谈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开讲，也都是在读熟一部分古书，有了一定基础和理解力之后才开始的。《红楼梦》第九回写宝玉读书情况，已念到第三本《诗经》，而贾政告诉李贵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当时宝玉已念完《四书》，正念《诗经》，却还没有开讲，他的知识也还是自己在读书时、熟读背诵中自然理解的，所谓“讲明”，是按照“朱注”讲，作为写八股文的标准分析基础。《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鲁编修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也是在五六岁开蒙读《四书》、“五经”，五六年中把《四书》、“五经”读熟之后才开讲的。这个“讲”，现在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开讲的同时，不久也就要“读文章”，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当时是专指八股文，不包括什么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读文章”，就是读八股范文。学作八股文，读熟《四书》、“五经”是基础，是材料。再读文章，读熟别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样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说“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谓王、唐、瞿、薛，说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旃，这四人除王鏊前面已作介绍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顺之，字应德，江苏武进入，嘉靖会试第一名，官至风阳巡抚，晚年讲学，世称荆川先生，有《荆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师道，江苏常熟人，嘉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即俗称“榜眼”，官至翰林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以抗严嵩著称。薛应旗，武进人，字仲常，进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学使。以正直著称。晚年讲学，著述甚富，著称者为《宋元资治通鉴》。《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背景写的，所以举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钱福、归有光等。清代则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韩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连林则徐也都是当时八股名家。因说“读文章”，先略谈八股名家，容后另写专文详述之。“读文章”就是读名家八股文选集和当时各科中式的文章，即乡试、会试闱墨。有如现在准备高考，练习作前几届的试题，揣摩印出来的标准答案。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命方苞选了一部标准八股文选，书名《钦定四书文》，内选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为官书选本，至于私人的选本，个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这都是“读文章”的“文章”范围。当时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读熟经书之后，便是开讲、读文章了。开讲读文章的目的便是为了学作八股文。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这样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这就是说匡超人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所以马二先生出题目让他作一篇试试看，后来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综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个特征。即先读完经书，再开讲、再开笔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只是熟读背诵，不讲解，也不作文的。
八股文教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学习写八股文，是惟一的作文。除此而外，教师再不教、也不让学生写其他文章。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还是科举未废、八股未废的时候，因而也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在周遐寿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附有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旧日记，记有鲁讯当时所作八股文、试帖诗题目。文题：
《义然后取》
《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左右皆曰贤》
《人告之以过则喜》
作者在摘引日记中八股文、试帖诗题后再加按语道：
“这些八股文、试帖诗，现在说起来，有些人差不多已经不大明白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在那时候是读书人惟一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的。”
这正说明八股文教育时代，就是所谓学写文章惟一的就是学写八股文。舍此之外，更无其他作文。每个读书人，不管你后来各级科举考试中考得中还是考不中，不管你后来是诗人、古文家、或各种大学者，或是大小官吏……总之，不管你后来如何，而在书房中学写文章时，都是学写八股文的。再有这种先读熟大量古书后才开笔作文的教育方法，一直到清末废除八股文之后，在各地乡间私塾中还延续着。据《胡适自传》，适之先生虚龄十四岁由家乡绩溪到上海读书，先上梅溪学堂，在家乡已经读完《孝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已经能看《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书，且时有心得，这样的水平，但却没有开笔作过文章。老师问了之后，给他出个“孝弟说”的题目，他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这是他生平第一篇作文，就是这篇作文，使他一下子由第五班调到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四级。亦可见当时传统八股文教育，首重读书，次及写文的特征。
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四，是在读书同时，重视同时培养写文、写诗的“文字小学”基础，即俗话说的“对对子”。因为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先必须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各种变化有确切的掌握，这是文字上的扎实基础，必须从小时锻炼起。这种教学手段起到三种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启发儿童运用文字、组合文字积极思维的兴趣；二是打下辨别字音、四声、字义、词性，进一步活用典故的基础；三是逐步引向学会组织长对子，为写八股文、试帖诗，自然而然打下组织句子的基础。
由于汉语、汉字的特征，对对子是我国语言文字的特殊形式，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明它在八股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对对子在旧时书房中是开笔作文之前的必修课，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