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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０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０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０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