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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䜣文武兼备，有勇有谋，经历咸丰朝的挫折与压制，做事更加历练、老到。扳倒肃顺一党后，朝中诸事还需仰仗他全面斡旋。但是，如果封赏不当，或者奕䜣心怀不满，处处为难自己；或者奕䜣权倾朝野，功高盖主，那么自己将如何控制局面？
慈禧清楚，自己要的并不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名，要的是垂帘听政的名实相符。所以，慈禧封赏奕䜣的原则就是封赏与控制相结合。
1只以“议政王”相许
慈禧从政变成功的当天开始，接连下发了奖赏奕䜣的谕旨：
（1）十月一日，“恭亲王奕䜣，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2）十月二日，“恭亲王奕䜣，著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3）十月初八日，“恭亲王奕䜣，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4）十月初九日，“恭亲王之长女，著即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
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䜣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为和硕公主。恭亲王之长女享有这样的称呼与待遇是对恭亲王的格外礼遇。
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载淳）
《庭院游戏图》（5）十月初十日，“恭亲王生母康慈皇太后，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从十字加至十二字的最高规格以表尊崇”。
（6）同治元年元月初一日，“恭亲王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
短短六十天的时间里，慈禧对于恭亲王奕䜣的恩遇，如漫
天花雨般从天而降，无论对奕䜣本人，还是其家人，无不优礼逾恒。表面看来，慈禧对于奕䜣在政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实现垂帘听政的心愿回报之隆厚，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这样认为慈禧，那实在太小看慈禧的心机了！
慈禧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授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乍看起来，亲王似乎拥有了摄政王多尔衮般的尊崇和权力。然而，“议”者，商议也！对于朝中上下大小事情只有商议、建议的权力，绝无决定的权力。而“摄政”则是直接处理政务，多尔衮的权力任何人不得干预，他一人独断大清帝国所有的军国大事，即使是孝庄皇太后也不得不看他的脸色行事，对于他的决断听之任之。“议”与“摄”一字之差，可作用却完全不同。虽然随后又令奕䜣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政府重要的部门，然而奕䜣权力的行使，必须遵行黄帘子后面皇太后的允准，无论他权力有多高、位置有多重，他也只不过是皇太后手里掌控的一枚棋子罢了，大清朝廷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因为任何谕旨的颁发，都需要两宫太后钤印才能生效。
第六讲 垂帘听政（4）
这就是慈禧，她不会给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她之上的机会！
2向世人晓谕两宫太后的权力
慈禧清楚记得，咸丰帝死后与八大臣的第一次交锋，之所以八大臣要从根本上剥夺两宫太后的权力，是因为咸丰帝的遗诏中没有明确划分决策权的归属，以致给肃顺等人以可乘之机。慈禧对权力的追逐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渴望，她要驾驭她所能驾驭的全部，绝不给对手或者哪怕是忠实的臣下以任何可乘之机。因此，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明确她的权力：
“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者，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各抒己见，毋以空言塞责。”
按照这一规定，凡是各省和各路军营的一切关于行政的事物的疏章，都必须先呈报皇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给军机大臣悉心详议。这样，慈禧就给奕䜣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议政王奕䜣处理军国大事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两宫太后，其实也就是慈禧的允准；而皇太后也就如同历代的皇帝一样，拥有着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所掌握的一切权力。
这就是慈禧，独霸、阴鸷、决断、睿智、机敏，在权力的把握上不给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者丝毫可以攫取的机会。
慈禧非常清楚，仅仅凭借着为咸丰帝阅读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折的基础，难以胜任即将到来的听政生涯。只有二十七岁的她，在品尝胜利成果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国家，还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学识。
三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京后的第十二天，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了明朝张居正等人所编辑的《帝鉴图说》一书，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它是由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辅佐只有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时候为他编的课本，由一个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详尽记载了张居正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与评价，是明清以来历代帝王的必读书。慈禧拿回去以后，认真阅读，爱不释手，她认为：此书“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我们知道，慈禧虽然可读写汉字，但水平并不很高，因此，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对她来说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
明万历刻本《帝鉴图说》我们已经领略了慈禧运筹帷幄的能力，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仅仅粗通汉语文，替皇帝念念奏折、代写朱批，从未涉足政治操作的满族妇女，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练达与圆融。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宫廷政变中，她面对的政敌是如此的强大，可我们完全看不到在其身后出现过任何一位斫轮老手为她筹划与安排，因为以她当时在热河的处境与身份，能够与她接近的人除了慈安与小皇帝以外，只有她的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通过这位福晋，可以得到醇亲王的意见。然而依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亲王年轻冲动，无清廷关于汇纂历代垂帘事迹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论是经验还是眼界都不足以成为慈禧的得力干将和智囊。这一切应该都是慈禧一人所为，她凭借着自己天赋的机敏、决断、睿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形势的大逆转，也许从上面慈禧勤于求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于情理的解释。
慈禧很喜欢这样形式的书籍作为自己的日常读物，而不是充斥自己书柜的摆设。十月十四日（1861年11月1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所上的一份奏折更使她十分喜欢，徐启文建议：
第六讲 垂帘听政（5）
“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
这正中慈禧下怀。她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
经过相关大臣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慈禧大加赞赏，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的统治之术。
清内府抄本《治平宝鉴》翁同龢曾经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在他的日记中先后记载了为太后讲解的过程：
翁同龢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醇亲王，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两宫皇太后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在讲解的过程中，皇太后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完全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正是由于慈禧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十月初九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第九天，
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
原来，咸丰帝死后，慈禧与小皇帝还在热河的时候，八大臣就迫不及待地将新帝的年号定为“祺祥”，“祺”是“吉祥”的意思，而“祥”也含有“吉祥”的意思，“祺祥”，就是“吉祥”，并且连铜钱上的“祺祥通宝”都铸好了。所以，历史上也称这次政变为“祺祥政变”。政变结束以后，原来八大臣所定的年号自然会被皇太后派的大臣们所否定，大学士周祖培等认为“祺祥”无论是文还是义都不顺，“祺”字自古以来年号中没有用过，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为“祥兴”，而少帝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是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的小皇帝，他不仅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悲惨，是被臣下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的，用他的年号中所采用过的字，那该有多么的不吉利。
肃顺等八大臣拟订的四个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
周祖培对八大臣所定年号的评价是“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
此时，周祖培的感慨应该是对当年做户部汉尚书时肃顺对他肆意羞辱的回答。于是，他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隐含着两宫太后共治之意。
十一月初一，在养心殿举行了两宫太后垂帘仪式。此殿从
雍正帝开始，就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批阅奏章，召见引见臣下，均在此进行。这一天，养心殿从里到外，布置一新，金碧辉煌，大殿正中高挂着雍正帝御书的“中正仁和”的匾额，他是在告诫自己与子孙：做“以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