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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䜣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䜣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䜣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䜣献茶，结果，奕䜣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䜣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䜣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䜣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䜣权力的膨胀给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䜣的封赏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䜣圈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䜣在权力上的界定与从属关系：
第八讲 压制奕䜣（2）
（1）在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䜣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就是表明，奕䜣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䜣之间的权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晓谕天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䜣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恭王府花园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䜣位高权重，对这位总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䜣又是那样的和谐。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䜣者日多。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惟奕䜣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对奕䜣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䜣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䜣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奕䜣“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奕䜣。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䜣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䜣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第八讲 压制奕䜣（3）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䜣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慈禧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䜣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慈禧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䜣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䜣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䜣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䜣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䜣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䜣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慈禧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䜣
慈禧命令罢免奕䜣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
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䜣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䜣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䜣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