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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与公允的。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外来侵略对王朝统治，对慈禧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强行登陆，然后打到通州，打到北京。慈禧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惊险，也目睹了
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的景象。正是这些侵略者的肆意侵略加速了大清帝国衰亡，是洋鬼子使她后来的统治险象丛生，岌岌可危。慈禧无论如何都不会赞同这样的侵略行径。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慈禧在英法联军突破天津防线、步步进逼北京的时候，是坚决主战的，她不赞同咸丰帝的怯懦与逃避。当咸丰帝面对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携家带口准备逃往热河
避暑山庄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
吴可读《罔极编》载：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毁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应该说，此时的慈禧比咸丰帝更加清楚英法联军的侵略对于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丧权与灾难，比她的丈夫更加懂得一国之君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到来之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2慈禧对于能够稳固统治的富国强兵的措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支持的（1）面对列强环视、侵略接踵而至的危殆时刻，慈禧非常清楚：只有寻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她的统治才能稳固和长久。从后来洋务事业的发展来看，有时慈禧对于强兵的渴望有着一种希望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式的癫狂。
江南制造局炮厂如，慈禧已经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中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海防十分脆弱，可谓豆腐渣般不堪一击。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些洋务领袖建议：如果凭借中国人自己的造船技术，想要短时期打造一支能够与英法强国相匹敌的中国海军是不可能的。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手段，就是尽快购买一批军舰，用以武装中国海防，缩短与强国之间的距离。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曾国藩全集》）
慈禧特别渴望这种简捷的强兵之路，她梦想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壮举。所以，她非常支持购舰计划，并从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中支出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军舰。同治元年（1862），洋务派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订购兵轮七艘，计有中级兵轮三艘；小级兵轮四艘；造舰、武器总经费共计八十万两。对于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八十万两军费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慈禧却认为非常值得，她欣欣然于大清朝找到了一条快速赶上世界强国的捷径。
如果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壮大国防实力，从而很快摆脱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了。同治二年（1863），七艘军舰打造成功，九月十八日军舰驶入天津，可令慈禧及所有积极倡议购买军舰的洋务派干将们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的不仅仅是七艘军舰，还有由英国人充任的舰队总指挥阿思本以及由他雇佣的洋水兵六百人，这就意味中国的水兵不能登上属于清政府的军舰。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跟慈禧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中国人花巨资购买了一只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慈禧十分无奈，不知她此时是否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清政府最后决定退货：各舰交由阿思本带回伦敦拍卖，所得款项尚需扣除遣散六百名洋兵之费用与阿思本个人所得。结果清廷耗时两年，总共损失了三十八万两千两白银却一无所得。
第九讲 初兴洋务（3）
清廷向外商购买武器清单（2）在古老的中国推行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派所推行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将举步维艰。改革同文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京师同文馆
慈禧垂帘听政后，奕䜣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加强学习西方语言。慈禧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使馆已纷纷进驻北京，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能实现与他们的沟通。于是，慈禧批准在京城设置同文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随后，奕䜣又建议：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提出聘请西人任教。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来自京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为了支持洋务派建立天文馆，慈禧予以申斥：
“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着毋庸议”。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慈禧知道他的意见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为了能够使同文馆顺利招生，慈禧再次显现了她在权术运用上的智慧。她当即通过内阁明发一道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或许这是慈禧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难题；或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
可倭仁却为难了，因为他力所不能及。于是他赶快申辩：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
实践证明，慈禧的决策没有错。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负责全面教学工作。同文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聘用外籍教习，开出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真正成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它的带动下，继之而兴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
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支持，许多洋务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那么我们能否由此断定：慈禧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
三
毫无疑问，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推行的洋务活动没有一项是缘于慈禧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于洋务事业的支持必须限定在不妨碍她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引进的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有利于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慈禧就会大力支持；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甚至于文化层面，需要触动慈禧和慈禧赖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慈禧便不再是洋务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这是因为：
第九讲 初兴洋务（4）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
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