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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3）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䜣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同治帝绘《祝万年图》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烫样（建筑模型）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4）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䜣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䜣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䜣决定出面干预。
“同”、“治”组玺四
奕䜣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䜣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䜣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䜣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5）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䜣，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䜣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