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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读hè）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寒，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其四，有兴趣用，或不得不用，总当尽量避免用生僻的。不生僻与生僻，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致说，见于多数人熟悉的书并诗文中常用的是不生僻的，反之是生僻的。以诗词为例，如“又值（读仄声）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接舆是《论语》提到的人物，《五柳先生传》，王粲，杜诗，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是不生僻的。像“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东西玉用黄庭坚诗“佳人斗南北，美酒玉东西”（案原诗即晦涩难解），指名贵酒杯，是生僻的，如果不注，了解的人必很少。用僻典以显示博雅是文人恶习，作诗填词，都是以后期为甚，不足为法。
其五，炫学的办法之一是用僻典；还有一种，更常见，是多用，也应该尽量避免。多用，诗，唐人及其前，词，北宋人及其前，很少见；其后，尤其更后，就随外可见了。只举一个例，是明清之际顾云美作的一首七律，寄给钱谦益的，文曰：
赌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引）
全篇用宰相典故，以表示钱谦益有宰相之才，即使意思能够切合（其实是未能，如首联比钱为谢安、李泌，就失之太过），也总有难解的缺点，因为如果不熟悉古典，就必致如坠五里雾中，读等于不读了。
其六，用了，不管生僻不生僻，最好为一般人着想，补救一下。办法是加注。这是古人早已做过的，如杜诗，不只有多种注，而且其中有详注。我们是现代人，没有李杜、秦黄的高位，我的想法，如果有兴致也平平仄仄平，而且用了典，就最好是自己下手，加注，以求同时的人万一赏光，不至有看不懂的困难。为节省人力物力，注可以尽量求简明，点到为止，如“接舆”，只说是与孔子同时的隐士，见《论语·微子》，“五柳”，只说是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指隐士的居处，就够了。
诗词读写丛话》二八 外力》
二八 外力 人靠本能就会的，为生生计虽然绝顶重要，却为数不多，除非把血液流通、毛发生长之类也算进去。一切日常活动，小至画眉，大至著《文献通考》，都是学来的。作诗填词当然也不例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会吟是会，熟读是学。这道理，前面一再说过，不必重复。现在是着重谈写，这必须学以借外力的情况，还可以加细说说。
可以由写之前说起。写，要有动力，那是情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前要情动于中。动情，也许是纯本能的吧？但又不尽然。这要看动的是什么情，怎样动。见美食想吃，见美女想娶，求之不得，馋涎欲滴，辗转反侧，是情动于中，甚至扩张为行，像是不学而能，如果竟是这样，当然可以归入本能一类。至于像“感时花溅泪”，“安得（读仄声）元龙百尺楼”，“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读仄声）”，这类的情动于中，至少我看，是读过书本之后才有，或才生长、凝结并变为鲜明的。这样说，熟读诗词，我们的所学，就不只是表达情意的方法，而且是培养情意的路径，就是说，想使粗的变为细，浅的变为深，杂乱的变为单纯，流动的变为凝固，模糊的变为鲜明，也要学，就是多读熟读。这样的培养活动，会不会越境，成为本无而假想为有，甚至装扮为有？也可能，如无病呻吟就是这样，诗词念多了，熟了，就是薛蟠、焦大之流，花前月下，也未尝不可以出口成章，来一两句，如“春风又逐（读仄声）杏花飞”，“香沁罗裙，未解东君意”之类。这是冒牌货，有如现在流行的假酒假药。如何禁止？没有办法，因为情意的真假，由平平仄仄平的文字间难得看出来。幸而造这样的冒牌货少利可图，即使间或出现，泛滥成灾的危险是没有的。士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还是只管我们自己，应该是，读，以动于中的情为本，顺水推舟，使之生长、凝固、鲜明，成为各种一触即发的诗的情意，以便一旦想拿笔或需要拿笔的时候，有适当的并足够的资本可用。
有足够的情意资本之后，可以进而谈表达的资本。应该多读，遍及各家，可不在话下。这里想补说一点意思，是想作得好，——好，谈何容易！还是退一步，只求不很费力，那就最好能够有血本。泛泛说，血本是读时觉得好，爱不忍释，因而一再吟诵，又因而牢牢实实印在记忆里的那些。这可以少；但不可太少，语云，多财善贾，本太少，做大生意就难了。或正面说，是多多益善吗？也不尽然，因为一要量力而为；二，即以《全唐诗》的几万首而论，有不少平平庸庸，甚至不足为训，当然就不值得用力记。至于血本的来源，那就无妨说是多多益善。只举一点点为例。
一种，最常见，来于遍读时的偏爱。这有点像选家的编历代诗词选。《诗经》最年长，由它选起，觉得《关雎》、《兼葭》等好，入选，成诵，装在脑子里。其下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直到宋元明清，甚至还往下走，诗收郁达夫，词收俞平伯，等等，都照方吃药，觉得爱不忍释就往脑子里装。这种方式虽然来于偏爱，却可以说是不偏不倚，有如现在的发奖金，人人有份。好处呢，是方面广，兼容并包。
另一种，来于更深入，偏爱的范围缩小，缩到由面变为集中到一些点。这点可以是作品的群，如《古诗十九首》，晚唐诗，唐五代词，等等。而更常见的是人。由魏晋说起。重点可以是三曹，或一曹，即作品较多的曹植。其后，也可以略过阮籍、左思等，一跳就跳到陶渊明。“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样的味儿，要细咀嚼，过门不入，以后想吃就吃不着了。其后是南朝，二谢有大名，陶清淡，谢灵运浓了，人，口味不同，如果允许我推荐，那就不如多读谢朓。其后到诗的黄金时代，唐朝，诗人多，诗作多，取舍要合乎中道，或中而偏严。李、杜当然要请到上位。其次，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所谓王、孟、韦、柳），也应该请来作陪。还有应该看作上宾的，如白居易、李商隐、杜牧，都是。诗到宋，文人气加重，我以为不如多学唐人，但有两位却不可放过，是苏轼和陆游，因为造诣高，而且没有走生涩一路。如果还有余兴，看看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姜夔，也无不可。宋以后，我的偏见，为集血本，可以不读，因为文人气更加重，大名家如高启、吴伟业、龚自珍之流，所作都不能像唐人那样清通如话，看看，知道有此一家、一格可以，学则恐怕所得不偿所失。再说词。唐、五代作家不少，作品不多，而特点（浅易，真正歌女口吻）鲜明，无妨看作出于一人之手，只有李后主的可以算作例外，总之宜于兼收。北宋以及南渡之际几位大家，如二晏（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苏辛（苏轼、辛弃疾）、秦观、周邦彦、贺铸、李清照、姜夔，也宜于兼收。其后的南宋名家，如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张炎等，都用力剪红刻翠，不再有唐、五代那样的清丽气，我的偏见，不学也好。也本于这样的偏见，宋以后，至少是为了学，读读清初的纳兰成德就可以了。
另一种，来于偏爱范围的再缩小，由集中多家变为集中于某一家。这有如唱京戏，至少是为入门计，可以，或说宜于，先宗某一派，如老生宗谭，青衣宗梅，花脸宗裘，不以局限为意，所图就是容易有成，而且能大成。作诗填词也是这样，情意，表达方法，即所谓本钱，可以，也应该由多方面来；不过说到用，至少是写的经验还不多的时候，那就不如尽先用一家的。昔人有很多就是这样，以作诗为例，有的人是一生以杜（甫）为本。也有宗李商隐的，如西昆体的诗人就是这样。还有宗黄庭坚的，如江西诗派的诗人就是这样。还有宗两个人的，如明朝袁宗道别号白苏斋，就表明，作诗，心向往之的是白居易和苏轼。只宗某一家有好处，是因为喜爱，想学，就会深钻。专就表面说，就会熟读，以至大部分作品成诵，这就成为更有力的血本。我们现在学作诗，学填词，借外力，也无妨兼用这个渠道。当然，选择也要谨慎，家不只要大，而且要正。举例说，诗宗杜甫，词宗秦（观）周（邦彦），是随大流，有利而无害。至于宋以后，有些人作诗宗黄庭坚，作词宗吴文英，以不浅易炫博雅，至少我看，是利不大而害不小的。
以上提及的来源都属于正经正传。但江海不择细流，既然来源多多益善（或说血本越多越好），那就正经正传以外，杂七杂八的地方，凡是看到并觉得好的，也应该收。这正经正传以外的地方，指不见于诗集词集的，可以近，如见于诗话词话的，可以远，如见于笔记、小说等著作的，还可以更远，如见于壁上、口头的。地方杂，集腋可以成裘，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