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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生在全体公众的面前和光天化日之下。
实物损失虽然不大，但事实本身证明日本兵的行为根本谈不上是尊重美国国旗的（大楼上挂有美国国旗），也谈不上是遵守纪律和服从其宪兵队的。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贝茨
M．S．贝茨先生报告的日本士兵最新暴行：
2月19日：在中央大学附近。一个日本士兵杀死了金陵大学一位职员的亲属。
2月21日～22日：2月21日～22日的夜里，一名士兵在唱经楼的一家建筑材料商店里强奸了一名妇女。当他醒来时发觉那个妇女逃走了，便发火用枪打死了一个站在附近的中国人。
2月22日：里格斯先生的工厂里和农业学校里被日本士兵拉走了两个人。
签名：M．S．贝茨
下面是我起程前不久由 M．S．贝茨先生交给我的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
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
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们，南京的秩序比以前好了一些，五分之二的难民回到了安全区以外自己的家中，城市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是实际上，回到过去住房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工作，该名称更符合其现在的工作性质。
无论是回到了自己家里去的或是仍住在安全区内的那些人，人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难，就是吃饭问题。
布雷迪大夫先生回到了南京，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在到达南京的当天就开始着手注射预防天花疫苗的工作，并在有3万难民的收容所里开展医疗工作。据他告诉我们，约翰·厄尔·贝克指出，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居民要有足够的食品，否则以后会遇到生病的问题，他同时又指出，在制定预算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对居民的粮食储备还要增加几个月。
粮食问题使我们大为担心。我们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设法搞到了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的许可证，我们迫切需要蚕豆作为粥厂烧粥的附加食品。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不能够在难民收容所里再建立一些粥厂。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将生米发给难民，他们得自己煮饭。但他们又无法买到蔬菜作副食。所以，依靠我们免费口粮为生的5万难民中，有许多人在两个月内即从12月中旬起，就将米作为赖以生存的唯一食品了。
因此，蚕豆是很好的附加食品。可是，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蚕豆至今还没有运到南京。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时间再次和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商谈靠岸事宜，他们对长谷川清海军中将签发的船运与靠岸的许可证还未核准。但是，据说蚕豆将于这个星期六运抵南京，由南京的自治委员会免费分发给本城的穷苦百姓。我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不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作任何限制。如果这种引人注目的合作尝试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希望是为继续船运食品到南京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传教机构和民间救济组织理应拥有的权利：为救济某个国家贫困居民运送或接收食物。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居民能够得到蚕豆比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原则更为重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能够遵守这些原则。
本委员会将负责代表出于慈善目的捐钱购买这批货物的人的利益，将蚕豆发到原定领取人的手里。如果这一原则得不到贯彻，我们将敦促捐款人今后放弃继续船运货物到这里来。
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一定也乐于获悉本委员会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收回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从我们储备粮中没收的1。0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我们试过一切办法与日本人谈判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我们甚至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新的姿态，在2月6日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将储备粮交给自治委员会分发的话，我们十分乐意和自治委员会进行合作。这次也是劳而无功。（参见1938年1月26日、1月27日我们的信函，文件号为43、44。）
在中国进行救济工作的经验表明，解决食品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每年的4月～5月通常要比冬季更为重要，当国内发生动乱影响收割庄稼或是在接下来的夏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粮食快要用完，为了对付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无论如何需要购买新的储备粮。我们合法拥有的1。0933万袋米和 l万袋面粉肯定足够应付这种情况。
在我们过去和日本当局就此事的谈判中，他们曾表示，他们希望一切储备粮均由自治委员会进行分发。在他们占领南京两个月内，他们通过自治委员会只免费分发了2000袋米。此外，他们还卖给了自治委员会8000袋米和1万袋面粉，由它转售给居民（例外的情况是有几次零星的救济和不定期的分发，但数量很少，而且不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分发的。关于此事，我们想在这里指出，25万人吃饭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现在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的每天交货量已减少到400袋米；在我离开南京的前3天，他们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面粉了。这样，提供免费分发的数量要比没收我们的储备粮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军队真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关心中国居民的健康，它就应当相应地对国外的救援组织施加影响，使其为购买米、面和其他粮食募捐款项，达到相当于14。433万元价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现行市价计算），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原本合法属于国际委员会，但后来被日军没收的那批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国外的救济救援组织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蜜蜂”号于上午9时起航，下午经过镇江。因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间不得在长江上航行，晚上我们抛锚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舱房、伙食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国服务人员似乎对汪先生（现在名叫罗福祥）在绞尽脑汁地猜想。他们看出他不是佣人，但我们绝不吐露。“蜜蜂”号上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我的买办。我的健康状况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11时左右，我们航行经过江阴要塞。我们看得到中国人的许多大炮显然还很完好。除去一些弹坑外，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据多家报纸的报道，破坏情况要严重得多。可以看到扬子江两岸有中国人在田里劳动。我们从3艘军舰的残骸旁驶过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国炮艇和一艘中国的“海鹰”号巡洋舰。下午3时我们经过了通州。我们停泊在（吴漱口上游约30英里处）浮标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动。从南京来了无线电消息，说根据日本军队的禁令，“万通”号船上的蚕豆不得运入南京。人们担心“蜜蜂”号有可能必须立即返回。在这种情况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运的是并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向上海行驶，计划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2时。我请人用无线电通过美国总领事馆和德国总领事馆分别向菲奇和西门子洋行（中国）通知我的到达。据说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发到美国去，我非常想在他出发之前还能见到他，把他的南京邮件交给他。
2月26日
我们于昨天下午2时驶抵上海。在经过停在港内准备起航的“格奈森诺”号（译注：德国护卫舰）时，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呼叫声来自众多舱房的哪一个窗户。今天我听说，原来是玛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诺”号船上送别普罗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邮件亲手交给他，因为当我于3时15分上岸时，“格奈森诺”号已经驶走，并且联系不上了。在经过海关码头时，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远处没有认出我，虽然我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引人注目。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亲去拜访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哦，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过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报纸于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时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