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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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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37年九月日记
37年九月日记 〃
37年九月日记 〃
37年九月日记
１９３７年
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