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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1938年1月19日致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普里多—布龙先生，英国大使馆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斯迈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阿利森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1．尽快实现由自治委员会通过商业渠道分配米、面粉和煤；
2．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000袋米和9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汉河和汉西门外）；
3．准许国际委员会将600吨补充食品从上海装船运往这里。
昨天当斯迈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请求答复这些建议时，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找了田中先生，后者告诉他们，日军没收了上述仓库里的米和小麦。他们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财产而不是中国军队的财产时，他认为这些存粮有可能会被日军用于中国的平民。上述两位先生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准许从上海船运3000袋米，但每次请求均被一个简单的“不”字加以拒绝。他对他们说，也不会有船来装运这3000米以及另外的6O0吨补充粮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只时，田中的解释是“均已用于军事目的”。当两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国船只时，田中先生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只得询问日本人现在有什么打算，田中先生对此回答说，日本军队将会承担解决中国平民食品问题的责任。
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对他解释说，日军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出售给中国平民。田中认为，供应量比这要多，但手头没有数字材料（日军1月10日交给自治委员会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面粉，第二批粮食应在城南出售。国际委员会帮助运输了这些粮食，因为日军不提供运输工具）。
谈话结束时，斯迈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询问，他是否应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请求准许运进在下关购买的大米以及从上海船运粮食之事现在已被日本当局拒绝了。对此的回答是：是的！
随后立即发出了由菲奇先生签署的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先生的电报（在这事情上我们一直与他有信函往来），现在只有看上海对此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我的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将设法使你们经常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向你们转告我们对此提出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前再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要求是可取的，因为田中先生已经声称，日本军队将负责解决中国平民百姓的食品问题。如果你们遇有机会时，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恢复秩序和整顿好交通，重新通过商业渠道分配大米。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只是敦促日军注意到食品问题的严重情况，并在此期间采取补救措施，使无力购买食品的穷人们能免费得到大米。
绝对有必要使日军明白，承担中国平民食品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至今他们只把这个问题当作儿戏，难得一次拿出1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员会出售。
市民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下：
1．每天正常供应2000担（相当于16O0袋）大米或约同等重量的面粉（按1担供100个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计，25万人每天需要2500担；较小孩子的定量当然要相应地减少）。
2．每天至少需要40吨～50吨煤或其他燃料。
3．由于自治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进这个数量的大米、面粉和燃料，而日军的卡车又遍布全城，因此应由日军负责运到自治委员会的店铺。（在我们就供应食品事宜与石田少佐商谈时，他曾表示准备负责运输。可惜这些协议由于日本上级部门的命令而作废。）
除了大米和面粉供应，还应采取附加措施保证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应，以防止发生各种疾病和瘟疫。我们还打算从上海运进这类食品。运输之事也得由日本陆军承担。
如果能够将所需粮食提供给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上就不会有困难。
当然，对于那些回到原住处的市民，日本人必须保证给予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府都会提供给自己市民的保护。日本人也同样应当保护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
感谢你们对我们事业所表示的关心。
你们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1月20日
暴风雪！难民们的状况实在令人同情，即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我这个院子里的难民收容所已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泥潭，每个帐篷和草棚的四周都挖了水沟，以便排除雪水。现在，当我再看见低矮的草棚屋顶下生起明火时，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面飘着大雪，火要烧起来也不会持久。要想暖和一下，也就只好冒险了。每当看到我这院子里难民收容所的凄惨状况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德温格（译注：德温格，1898～？，德国作家。）的著作《铁丝网后的军队》和《白红之间》。
我们最近从附近一栋刚建筑一半的新房那儿偷来几千块砖头，在帐篷和草棚之间铺了条狭小的步行道，以免陷到泥泞中。我们还在茅厕坑周围筑起砖墙，使这宿营地变得“雅观”一点。这些改善带来的好处当然并不多，整个院子依然是个无法想象的沼泽地，每个人都在咳嗽和吐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最大的担心是怕发生传染病。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我们的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带来了一位中国女护士的报告。她来自设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专门收容伤兵），那里禁止我们外国人进入，只有护理人员偶尔获得准许可外出购买东西。他们就利用这机会找到我们，向我们报告。她报告说，伤兵每日的定量只有3小碗稀饭，有个中国伤兵抱怨他吃不饱而遭到一顿毒打，之后他还问日本人：“你们之所以打我，是不是因为我饿了？”日本人便把他带到院子里，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护士们从窗户里看到了院子中的这一处决的情景。
许多人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家中，但受到日本士兵扔石头驱逐或更恶劣的虐待。在他们返回安全区之后，再没有哪个难民愿意离开。与此同时，在城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幅布告上面印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礼和洋行工程师）的报告：
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
南京，1938年1月13日
到今天，南京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已整整一个月了。在这样的时刻，有必要对过去的日子，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作一番回顾，因为在这次两个黄种民族为了自由或统治而进行的具有亚洲人残酷性的战争中，对于我们亲身经历者而言，过去的日子和在这些日子中所发生的一切是绝无仅有的，又是非常重要的。
11月21日，绝大多数德国侨民登上“库特沃”号船，离开了我们，同时随船载去的还有我们存放在船上的贵重物品。12月8日，最后一批外侨登上了恰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也离开了南京。但是船上的人绝对没有料到，此番行程凶多吉少，在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反倒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这一天，日本人已经推进到了麒麟门，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沉闷的炮声第一次从远处隆隆地越过南京城的上空。12月9日，日本人的轰炸机对南京进行了猛烈的俯冲轰炸，不过轰炸的目标只是城外的阵地以及南京的城门和部署在城南街道上的军队。南城门一大早就已经关闭。事后我们才听说，日本人差一点就拿下中华门进入城区。后来在最后一刻竟然还能把城门关上纯属偶然。南京城已经被大火所包围，滚滚的浓烟像一条带子沿着地平线延伸。空气中硝烟弥漫，大量的灰烬纷纷散落下来。
12月10日，日本人继续推进，已经直逼城门脚下。机枪子弹不断地在中山东路上嗖嗖划过。街道和南城门在日本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唐生智将军肯定已经意识到了阵地是无法守住的，在他的提议下，国际委员会在当天开始了停火斡旋。斡旋内容包含：停火3天，中国军队将利用这段时间不受阻碍地撤出城市并和平地交出城市。尽管日本人很有可能会拒绝这些条件，我们仍然于次日通过美国炮艇给汉口发了一份电报。但是局势的迅速发展使得这次停火斡旋不得不提前终止。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紫金山燃烧起来，根据中国一个谚语的说法，这是南京沦陷的征兆。12月11日，南京城区和中国军队的阵地第一次遭到了炮击。
留下来的22名欧洲人在11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安全区虽然从来没能宣布“成立”过，也就是说它从来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人员，仅用于难民的区域，但它仍然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日本人虽然没有承认这个安全区，但是它注意到了这个区域的存在，因此安全区只遭到了为数不多的炮击，战斗期间死亡的人数也很少。到12月12日这一天，当时滞留在城内的居民可以说全部逃进了安全区，总数约有20万～25万人。当时已经作出了足够的准备，如设立大型难民收容所安置难民，运进的大米储备可维持两个月，提供数目可观的经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