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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译注：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月17日
7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卐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克纳茨伯尔—休盖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40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1937年10月6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接下去就是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
一声长“呜”，三声短“呜”
南京来鸿
我们曾请求一位我们在南京的读者，给我们写一下在南京发生空袭时的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如何，德国人在偶然陷入困境后做什么和究竟做了什么。我们随即收到一封长信，现发表如下：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500元～3000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