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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插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
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只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
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肩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
有一秒钟，我们两张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
……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
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义，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
再有一个背叛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像一个佞臣或女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个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次认识就是伪造的，我本来就没在马路上遇见过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北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去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
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只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粹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的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
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弹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
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
第六章20、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
20
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在一起，冲她而发的。斯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
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种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他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
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资证明她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的少女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
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去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的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怎么办？
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
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音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你忍心叫我放弃么？
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有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
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啊！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迪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
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
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
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出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犁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一一追究了。
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同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恨：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
我满心不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人。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我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屁股给我？
“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一旁催促。
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
我站住了。
“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边。
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
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
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
“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
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
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排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
我从这种亲热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
我和高晋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