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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皆大欢喜的事情，自不免要多多庆贺。荣国夫人便在家中置酒行宴，杯觥交错酒意微醺，老太太左顾右盼喜上眉梢，话儿也就说得轻佻了：“若等记畴日事乎？今谓何？”（你们这些人，还记得当年怎么待我们母女的么？如今靠了我们才有今日，感觉又怎样？）
荣国夫人满心以为眼前的武氏兄弟会象并州城里的武家亲眷那样猛拍马屁，谁知武氏兄弟中竟没一个肯凑趣的，竟然回腔道：“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我们都是功臣之子，靠的是父亲的余荫，与你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就凭你女儿那样的经历），若说我们是靠她的裙带当官，只会让我们觉得丢人现眼忧心忡忡，一点光彩也没有！
其实，武氏兄弟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武士彟被高宗封为开国第一等功臣之首，按授功臣子孙官的诏书所云，“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者，加授子孙第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然而由这番对答可以看出，当年武士彟死后，当家理事的武氏兄弟给杨氏母女的难堪该有多离谱，以至于养成的恶劣习惯直到妹妹当上了皇后、让他们进入士族，他们仍然改不过来。酒喝多了就是一定要误事的。武氏兄弟这次肯定是喝得太多，他们将要为这片刻的口头上风付出惨重的代价。
荣国夫人一团高兴，竟得了这样露骨的回答，而且还是在亲眷齐聚的场合，简直剜心割肺。怒火中烧的老太太立即进宫将整件事告诉武皇后。
武媚的反应可想而知。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虽说是正需要外戚信臣相助的时候，也顾不得那许多了，更何况这帮人既没有“外戚”的自觉，那又谈何相助于己？只怕是不但帮不上忙反倒要找麻烦。
于是，武皇后向高宗上表，表示不想眼见外戚坐大，请求让自己的家人远离中央机关。表章一上，高宗大喜过望，不但照准，而且还进一步认定皇后贤德。随即，新的人事安排出台了：堂兄武惟良外放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异母兄武元庆外放龙州（广西龙州）刺史、武元爽外放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刺史。
武氏兄弟被贬斥，于他们自己固然是惨遇，但对于武皇后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来说却是一个利好消息。皇后对外戚不假辞色，看在经历了长孙无忌事件后的高宗眼里，实在是颇令他欢欣鼓舞。
在高宗对武皇后的啧啧称赞声中，武氏兄弟怆惶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那个小女孩如今的能量。当他们终于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想起当年的薄情就更是心胆俱裂。武元庆刚到龙州就忧病而死。果然，武元爽在濠州任上工作不慎偶有挂误（高倍放大镜下哪有不误的道理），很快又被流配振州（海南三亚）并死在了那个荒凉的所在。
武氏兄弟的一席话，毁了自己的性命前途，却也产生了一个另类的效果。高宗彻底地对皇后放了心，从此真正向她打开了权力的大门。
李唐皇族有一个家族遗传病，从高祖开基到哀帝被害，此病一直在困扰这个家族：风疾。事实上，风疾是一个笼统的中医称谓，从中风到痛风到风湿，都有可能被称为风疾，历史上东吴大帝孙权也是因风疾而亡。但从李唐皇族的症状表现来看，他们的风疾很象是出在心脑血管方面，轻者象典型高血压，重者象偏瘫中风。现在它也缠绕上了高宗。而第一次发病，正是在贬退武氏兄弟之后不久的显庆五年农历十月。虽不至瘫痪，却也晕眩耳鸣不能视物，严重起来恨不得拿头去撞墙。而高宗此后的人生，几乎一多半时间都不得不与这种疾病为伴。
病成这样，繁重的日常政务处理自然也就难以为继。八岁的皇太子弘去年监国是个啥光景仍然记忆犹新，外戚如长孙无忌都靠不住了又何况大臣？皇族宗亲就更是高危嫌疑。高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皇后武媚。武氏兄弟被贬，兄妹如仇敌，他完全不必担心皇后会将大权交给外戚，对于武皇后的才干，在夫妻同心铲除长孙氏的过程中已经屡有闪现，做为太子的生母，她自然是一个极佳的人选。何况只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实际上掌管军队的将领、朝中的宰臣又全是自己一手提拔栽培，只对自己这个皇帝忠心耿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高宗先是试探性地将一些事务交给皇后办理，结果武媚“处事皆称旨”，都符合高宗的意愿利益。高宗便放心地对皇后“委以政事”了。这时的武媚虽然还只是处理常务，但只能算是为皇帝分忧，并没有决策人事军政的大权。尽管如此，这些日常政务本也应是皇帝的权限，因此也足称“权与人主侔”。
武媚虽然开始了她掌控朝政的第一步，但从真正掌握国家机器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很小的一步，她虽然得到了代天子理事的许可，真正的权力却仍然紧紧地掌握在高宗的手上。高宗仍然强烈地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希望能够有超越自己父亲太宗李世民的赫赫武功。他想到了高丽。
文武双全的父亲一定是高宗心里的偶像兼最大压力。太宗亲征高丽虽然过程顺利，却迫于天时地利被迫撤军。而如今经过多年经营，眼看胜利在望，自己亲自去摘这个果子，岂不是现现成成地就办到了父亲没能办到的事？就在交代武皇后代理朝政的第二年（龙朔元年），高宗打起了亲征高丽的主意。为了给自己想象中的亲征造势，他还在三月洛城门大宴群臣及各邦使节，让众人观看了一场由他本人亲自谱写审定编排的军舞《一戎大定乐》。余音尚绕梁，高宗就于四月颁旨，“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而他自己，则将亲自披挂上阵，“将大军继之”。
旨意一出，满朝文武哗然。以皇帝如今的体格，养养病统观全局，手里捏紧对皇后及将相的遥控器就很不错了，亲身犯险上前线实在匪夷所思。当年太宗皇帝年青时多么英武，亲征高丽尚且拖坏了身体，眼前的这个已经有病在身的皇帝万一在条件恶劣的半道上犯起病来，岂不是要提前让大唐王朝更新换代？怎样才能让皇帝改变主意？当然做为妻子的武皇后是最佳人选。亲征诏书下发十四天后，武后在满朝文武的期盼下抗表上谏，劝高宗收回亲征高丽的念头。——可以想象，武后上表之前，其实早已在后宫中做了足够的商议，现今上这道官样文章，不过是给老公架一条方便的下台梯子而已。
大凡人生色欲功名之名，除死方休。虽然病情反复加重，很多事情都交给皇后去办，但决策的权力仍然在高宗的手里。只要精神许可，他就要事无巨细地管个遍。文坛鬼才王勃就是这样倒了霉的：王勃文名出众，麟德三年（ 公元666）应制登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年方十六岁，成为最年少的官员。初入仕途的王勃意气风发，一连向高宗皇帝进了两篇好文章：《宸游东岳颂》和《乾元殿颂》，颇受高宗的好评；于是召为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当时李贤与胞弟李显（时为周王）都在孩提，闲来喜欢斗鸡取乐，王勃少年轻佻，又趁着那一时倒运的兴致，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文》，结果被高宗看到。高宗认定这是在挑拨王子之间的感情，大约看到文章后又犯了头痛，大怒之下喝道：“此乃交构之渐！”不容分说下令将王勃赶出了京城。——仅从此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高宗手里的。
除此之外，高宗也只是把武皇后当成助手，他真正专心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皇太子李弘。由于身体不好，高宗经常去洛阳疗养，每一次都是将军国大事都交由“太子监国”，让李弘留在京城。而武皇后的人生经验提醒她，必须紧紧地跟在高宗的身边。因此，她都会陪伴高宗一齐离开长安。由于这种种原因，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武媚最大的努力方向，都是牢固自己在高宗心中的地位，不给任何其它女人效仿自己当年故技的机会。做为这一努力的现实产物，龙朔二年（公元662）六月，已经三十八岁的武媚在长安皇宫中又为高宗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也是第四子，更是高宗所有儿子中最幼的第八子。这位小皇子出生后的待遇同时表明了母亲此时的受宠程度：他被命名为“旭轮”，并于降生的当年受封为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
虽然武媚并没能得到在权力舞台上挥洒的充分机会，然而这时的她毕竟早已经开始参与权力，领略个中滋味，与历史上大多数终其生只知后宫天地的皇后相比，武媚已经大有不同。她在这些权力生活中增长了心机，学得了雷霆手段。有手段有储备的力量，就不可能一直憋着不用。此后若干年间，深宫中发生的几起事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李义府由于在策立武后、击垮老臣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高宗和武后的宠信。虽然由于胆大妄为曾被流放过一段，却又在武皇后的关照下很快起复。等到龙朔二年，左相许圉师殉私枉法被人告发，高宗免去了他的左相职务，次年正月又任命李义府为右相，更彰显帝后对其的恩宠。然而李义府不够识趣，觉得自己很有功，皇上应该多担待，而且即使闯了祸皇后又会从中周旋，纳淳于氏一事就是好例子。于是他的胆量越发猖狂，买卖起官爵来，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他的榜样在前，李家的那帮荷花大少们更是无所不为。很快就闹得不成样子。
物议汹汹，高宗也觉得太说不过去，就将李义府召来，非常和蔼地劝说道：“爱卿的子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