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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于《财经》2006年2月6日和3月6日谈京剧“伍子胥”的文章中，元化先生进一步阐述他自己的复杂的自由主义思想：“……春秋时代把他视为忠的表率，是以他对吴王夫差来说的。这同样和后来对忠这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呢？我想主要是对早期儒家的道德规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为孔孟倡导的是愚忠愚孝，这乃是后人的一种误解。以君主为本位，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双向关系上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杀掉昏主暴君，孟子甚至认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我曾经和持这种主张的一位老友说过，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愿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倘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希望他直言批评。他一直殚精竭虑为民主宪政而呼吁，我想他会接受我的意见的。不料，他说不能再花力气做这些事而拒绝了。这使我很失望，我觉得他在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这种既定观念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反驳的，这就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其实这种反传统精神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那里就已形成，‘五四’只是将其推向极端罢了。15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宗旨，‘五四’虽因袭文艺复兴之名（最明显的是‘五四’代表刊物《新潮》即以Renaissance为英文译名），实际上却恰恰背道而行，以反传统为纲领。‘五四’的反传统就是‘五四’思潮和‘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谁如果对‘五四’思潮、‘五四’精神的某些消极因素或错误观点（如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观、功利态度、激进主义）加以质疑而进行反思，那么他就一定是在倒退复古。因此，这些不容对‘五四’进行反思的人采取了一种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态度。‘五四’自然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但是，真正要做一个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17世纪、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至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1949年以来，国内知识界关于“五四”精神有过多次讨论。元化先生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我们看到，是“五四”与它之前和它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密切联系。2006年4月3日发表于《财经》的文章《辨儒法》，元化先生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上次谈到‘五四’时期反儒不反法，相比之下，儒家在思想上倒是较为宽松，近于民本思想的。上次我们只是点到为止，现在可以多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章实斋对李斯颇为鄙视，而章太炎则相反，称李斯为秦之‘功臣良吏’。清末以来有这种看法的不少，鲁迅也受到太炎的影响。他曾为始皇焚书作了一些辩说，而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对法家人物李斯、晁错等颇有好评。而对贾谊尤其是他的《过秦论》，则多贬抑。‘五四’时期虽高扬德赛二先生，但对秦殊少批判，直至后来‘文革’中的尊法批儒，以及马克思主义还要加上个秦始皇之说等，皆可从这种思潮中寻出蛛丝马迹。但迄今为止，这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未引起注意和讨论。”
关于人性之复杂，在《记任铭善先生》一文（《财经》2006年6月26日）里，元化先生回忆并评论：“……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后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的文章气势急促，不好。’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我还记得一篇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边加上了圈点表示褒奖。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才开始有点明白。90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文革’爆发，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次年，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
更进一步，2006年7月24日发表于《财经》的随笔《谈〈四代篇〉说“伫中区”》，元化先生指出：“……陆机《文赋》中首句正是借用地理中重要有利的位置，引申而为创作中最具有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场所。钱注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二句，合而为一句解，并在末句下加一分号，至‘瞻万物而思纷’始断句。这样的断句，使原本易解的文句，反而滞碍难通了。我在青少年时曾从公岩先生学此文，我觉得这段话，是平易的，好懂的。‘伫中区以玄览’句，是说属文之道，首在观察，对自然人生的观察，以积累生活的经验。李善注谓‘中区’即‘区域之中’，乃是确解。只有立于区域之中，而不局囿于一隅，所见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于一偏。”《财经》同年8月21日发表了元化先生《谈鲁迅研究》，表明他对鲁迅文字里的偏激态度的批评：“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方面，需要继承，但不能因为有很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鉴别；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坏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时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在2006年10月16日《财经》杂志发表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日文本的序言中，元化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思考做了这样的概括：“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90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其实这是实事求是的。90年代是我反思的年代，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做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40年代和50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没有这样宽广。到了90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我认为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说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视为与生命一样重要的立身原则。我把90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年代。在90年代反思中，我的主要收获就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的再认识、再估价。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曾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倘使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并将它绝对化起来，却不懂得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者像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就会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将反对自己的人当做反对真理的异端；从而不是对他加以改造，就是将他消灭。根据我数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我认识到这种启蒙心态已经并将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对于成为大陆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和被认做是国家学说之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做出了研究和剖析的缘由。此外，我对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表演体系进行了探讨，对以《论语》注为例的阐释学做了初步考察，乃是为了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上述几个方面体现了我在学术上渐渐成熟的思想。可是，由于它们和深深扎入人们脑中的一些既定观念不同，所以，并没有得到理解，甚而遭到一些人的排拒和个别人的诽谤。这本书发行三年多以来，在国内销售寥寥无几，说明国内读者大多并不认同我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献给读者的。这使我感到寂寞。”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关于他所经历的三次反思，在《思辨随笔》的日译本序中，元化先生写道：“……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环境的急剧变化，生活中的巨大冲击，使我发生了几次精神危机。这些折射到我的思想上来，促使我进行了三次反思。读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