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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因“救亡”而转入苏俄道路，谓之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谓之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后半世纪统治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发展”，当然，发展的原则仍是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与苏俄计划体制结合，如哈耶克所言，不能不通过一系列思想的和政治的整肃运动才得以贯彻实施。至20世纪90年代，只因为有了梁漱溟先生及其海外弟子如唐君毅和牟宗三等人的努力，心性儒学的传统才不致完全断绝。
5。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导致财政收入的异常扩张，故使政府有能力直接干预经济以及诸如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内的社会活动。这一趋势造成了今天蔓延于教育领域的官僚主义的制度与风气，极有效地扼杀了社会自由教育。官办教育的弊病，如梁漱溟在1931年指出的那样：“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社会自办教育得各报理想自由试验；而官办教育必有规绳，不免窒塞创造。然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窒塞创造即是窒塞中国前途。何况中国今日教育已到途穷、非变不可地步。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6。在当代西方，由诸如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这样的私立与公立大学所代表的教育传统及其思想领袖如20世纪20年代的杜威和90年代的加德纳，将大学教育的宗旨定义为“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或通俗地解释为“学习怎样学习知识”而不是“学习知识”。这样，在数千年曲折之后，西方教育传统与中国儒家教育传统，途殊而归同，终于走到一起了。
7。跨学科教育，其实就是早期儒家与当代西方的教育，只不过为凸显当代大学的分科制度对人类心性自由的极大限制与摧残，我们将教育之道特别要表述为“跨学科”的教育。此即笛卡尔追求的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的教育，此即马一浮鼓吹之宋儒“理一分殊”的教育，此即王阳明经三变而成的“致良知”的教育。总之，是由分门别类的知识，经过批判性思考而实现心性对外在世界的自如把握。这样培养的学生，才称得上“人”材而非“物”材。倘若我们满足于目前大学分科制度下的应试教育，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物”尽其用的材料而已。
8。理一分殊的教育，于是先要“立志”。有高远的志向，然后可有奋发的心智，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且无悔于“为伊消得人憔悴”。世道变迁，转型期中国社会极不同于古代中国社会了。就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欲立高远志向，必先于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有所体悟。
9。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逐物而不返，无明而不能觉。”因此，我们主张的跨学科教育，开宗明义，以“道德情操”为首要问题，以“社会问题”为首要问题。这两大问题，前者涉及个性修养，后者涉及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及公共政策，相辅相成，互为激励，不舍众生，不蔽良知，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修道之谓教”。
10。由“天下一理”至“万象分殊”，行为经济学与金融学诸课程的设计与讲授，均应遵循上述原则。具体而言，每一门课程的主持者，应将课程归纳为若干核心概念及揭示每一核心概念之意义的现实世界的重要问题。然后，跨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审议由此而有的全部核心概念及其重要问题（删除重复及不必要的概念与问题），为着开启每一学生的心性之自由，为着培养每一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务求提出若干贯穿了全部核心概念的更基本的观念，从而学生们能够在四年期间“一以贯之”地不仅学习每一门课程而且得以整体地把握分殊了的知识。
11。在日常课程之外，行为导师应广泛听取学生们对课程内容与讲授方法的意见，并尽可能单独听取每一学生所遭遇的人生问题。而且，行为导师可将这些意见与问题直接报告学术委员会主席。
12。若从教育的最高宗旨出发，我们就不应对学生有所挑选，有教而无类，因材而施教。不过，囿于大学教育现状，跨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可指定专家小组负责设计考卷、阅卷、面试等工作。笔试题目的设计务求遵循第10项所列理一分殊原则，重在测验考生们为掌握未来四年课程的全部核心概念及其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面试的要旨，在于请指导委员会成员们亲自判断每一考生的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及潜在可达的人生志向。最后，由学术委员会主席依照考生们的笔试及面试总成绩的顺序择优录取，初拟每年招收学生数目不超过三十名。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智识与豁达——未来十年政治…
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想象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将走的路，并据此想象我们现在能够提出的诉求。在做了一番想象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将要走的路和我们现在的诉求其实需要政治领袖们兼备两种品质，即“智识”与“豁达”。
此处“智识”所指的，不是知识而是用以统摄知识的智慧。俗语所谓“依智不依识”，唯以智慧为归依，才有真正重要的知识——或者说，知识转化为智慧才是重要的，否则就是无关紧要的。无关紧要的知识可以是迂腐的，也可以等待未来再被转为智慧，假如政治领袖们只具备了无关紧要的知识，他们将难以胜任未来十年的政治使命。
政治领袖们的智识之所以在未来十年内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相比，有了迅速增多的“机变”——应机而变。注意，不是激烈变动——因为没有发生战争并提出秩序重建问题，也不是随机变动——因为不再有稳态社会的那种随机过程，而是应机而变，是转型期社会特有的因顺应和把握机遇而发生的变革。
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时代，西方世界不再是稳态的，以“9·11”恐怖袭击为标志性事件。东方世界不是稳态的，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它还没有适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它还在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这一套新秩序需要协调：（1）来自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2）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3）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着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不可避免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急速发展之后，构成上述转型期主要内容的三类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将更为显著。为协调这三类冲突所需要的智识，一方面必须基于中国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的熏陶，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理性传统的以变化而求通达的策略与制度。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理性，它较多关注“做”的过程而较少关注“说”的过程，它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而不是分离，它愿意为实践目的而放弃逻辑的自洽。借用当代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述（2002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国传统智慧所表现的这种实用性被称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西方传统的理性被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我们所需要的，如史密斯所论，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
未来十年，那些有能力感受到并以恰当方式表达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而不是琐碎问题的政治领袖，才可能顺利化解上述三类冲突从而避免发生历史性倒退或窒息性停滞。这样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首先，意味着本土政治经验的积累和对民众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次，或许在当前显得更加重要，它还意味着丰富的制度想象力——在反常社会中寻找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表达方式而且具有高远的历史视角从而将当前的利益表达转化为更长期的制度创设。具备了这些品质的人，通常被称为“具有政治智慧”，从而能够从那些被称为“政客”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
由于以感受和求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琐碎问题为己任，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不能不具备的另一品质，是“豁达”——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此处“过”是与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息息相关的大过而非小过，于是，过则勿惮改，就表现为豁达。具备了这一品质的政治领袖，被称为“具有政治家风度”。
最近，经验与判断让我们有了一些理由相信，经中共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会而入选政治局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们，将为这样一个肩负重任且自身也经历着根本转型的政党带来更多的智识，或许还有更多的豁达。假以时日，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期待他们在感受和表达世界性的重要问题时表现出的更高级的智识与豁达。
我们不必列举或寻找中国社会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反复表达过，虽然它们还需要被恰当地表达，其中最重要从而应当被再次表达出来的问题，是对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
政治体验和常识判断都告诉我们，在地方和在中央，行使着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们的声誉，与他们对公开批评的喜好程度成正比，与他们的下属对公开批评的压制程度成反比。也因此，他们的那些下属当真是在努力地“帮倒忙”，当真只是要助长“巧言令色”和“文过饰非”的风气。考虑到长期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