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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偏激，与大众媒体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所谓“现代”，原本含有对“传统”保持反思与批判姿态的意思，但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结合，又演变为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消费主义”的态度。这一态度得以迅速繁衍，基本的理由在于现代人生与传统人生相比而特别凸显出来的被称为“享受”的那种“方便性”。而我们对方便性的欲求，则是下列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个体在生产中如同奴隶般地服从专业分工，（2）个体收入因分工和专业化而迅速增长，（3）闲暇及消费的专业化——时间被精确切割为休息与工作，休息本身也变得紧张而有效，紧张旅游、紧张交友、紧张阅读、紧张睡眠……上述过程的结果之一是大众逐渐把读书和思考当做一种可由专业人员代理的业务，大众则只需消费别人阅读和思考的结果。
于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一些专门阅读和思考的社会成员，例如教师、法官、学报和出版社的编辑、报刊栏目的主笔、资深记者、职业政治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制度正发生着大范围变迁的社会里，例如在中国，这些原本分工阅读和思考的社会成员当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却因价值观和利益格局而未必愿意担当这一职责。结果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思想”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宣传”。按照消费主义的态度生活，民众对宣传自然不能十分信任，因为那无非也是一类广告，而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
久而久之，如果教育的失败延续两代人以上，那么在孩子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那里，既然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不再延续，基于常识的判断便会逐渐消失。古代的老师担心学生们发生两种不好的倾向——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现在的老师们仍然担心这两种倾向，不过让他们最担心的，是既不学也不思的倾向。
可见，市场和分工原理的运用必须有限度，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它们会异化我们的人生，让人生变得不再可爱，让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一方面涉及市场对人生的异化，另一方面还涉及大范围制度变迁时期的价值观与利益格局的极端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复杂情境里，许多朋友迷失了他们的生活。常识和基于常识的判断，于是显得格外重要。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自2003年开始，元化先生在《财经》杂志知识分子栏目发表了一系列信札和随笔。这些文字饱含深意，尤其是在他辞世后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言。解读刚刚开始。深刻的思想者，要么永远被世俗生活遮蔽，要么，被赞颂远多于被理解。我们，与元化先生一样，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哪怕仅仅为了祭奠元化先生在天之灵，我们也应将这一初步的工作呈现于此处。
一、理解的前提：感受与表达
由于哈耶克（F。Hayek）在他自称是毕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感知的秩序》里阐述的观点在当代脑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下广泛地获得承认，今天，我们更加相信怀特海（N。Whitehead）晚年写在《思维方式》里的一项重要看法：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人类的脑，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了三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基本结构——分别被称为“爬行动物脑”、“哺乳动物脑”、“新脑”。既然如此，这三套结构之间或许会有冲突。例如，在目前这一演化阶段，根据脑科学家勒多克斯（J。LeDoux）的阐释，人脑内的哺乳动物脑结构与新脑结构尚未完全相容，于是每一个体都可因内在冲突而自杀或癫狂。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人脑内的爬行动物脑结构与哺乳动物脑结构之间存在着不能自发协调的冲突，我们仍可假设它们之间有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就每一个体而言，确实存在着情感与生理之间暂时失调的情况。
哈耶克晚年曾多次返回他早年的所谓“元心理学基础”论域之内，因为他试图更深入地探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与“理性的自负”等制度问题。遗憾的是，他未能见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脑科学的长足进展。是弗农·史密斯（V。Smith），在2002年因“实验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将脑科学进展引入了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并将导致了这一“跨学科”成果的最初洞见归功于哈耶克。
其实，哈耶克的看法，至少在思想史视角下，可追溯至美国实用主义的第一代宗师皮尔斯（S。Peirce）和第二代宗师詹姆士（W。James），以及与这一思想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家马赫（E。Mach）、柏格森（H。Bergson）、怀特海。这里，我们引用的，是收录在《皮尔斯文选》中译本的几篇不同文章：“实效主义认为，任何概念的内涵都在于它对我们的行为产生的某种可以想象的影响。那么，过去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呢？……我们把我们的行为建立在我们已知的事实之上，对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仅仅依据我们的记忆。……我把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种用以弄清楚某些概念的意义的方法，不是所有概念的意义，而仅仅是那些我称之为‘理智的概念’的意义，也就是说，是那样一些概念的意义，一些涉及客观事实的结论可能以这些概念的结构为依据。……关于一个理智概念的断定的全部意义被包含在这样一个断言之中：在某种可以想象的情景中（或者在关于这些情景的实现的事例里一个或多或少不确定的部分中，这个断定应当是模态的），这个断定的主体应当以某种普遍的方式行事……”（中译本38—45页）。
根据皮尔斯的看法，首先，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个体行为必须是基于记忆（经验）的理性决策过程。其次，决策过程涉及“理智的概念”，即与客观环境有关联的一些概念。第三，每一个这样的概念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当你相信它是真确的时候，它将或多或少改变你对环境的想象从而改变你的行为。第四，这些概念是普遍的，它意味着我们的行为能够遵循某种普遍适用的模式。第五，这是哈耶克和史密斯的看法，这些所谓“理智的概念”，无非是人脑内的神经元网络系统对外界刺激的分类。当我们的脑接收到感觉信号时，它将这些信号归入不同的类别。然后，为了节省记忆，这是柏格森的看法，这些信号的不同类别，以不同的“符号”被储存在我们脑内，这些符号被我们称为“概念”。第六，这是今天我们的脑科学家们仍努力要澄清的看法，概念及其符号究竟是怎样呈现给大脑的呢？持“互联主义”立场的科学家们，相信每一概念都是从更低级的神经元网络层次凸显到较高级的神经元网络层次从而引起脑的注意并被认知的。持“实体主义”立场的科学家们，相信每一概念都可找到与之对应的神经元网络甚至神经元。
根据杜威（J。Dewey，实用主义第三代宗师）发表于1925年的对皮尔斯和詹姆士的重新解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其实是欧洲古典个人主义的新发展，从古典个人主义的永恒不变的世界观转化为当代个人主义的能动的世界观，于是更有利于创新和进步（参阅《杜威文选》中译本）。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我们每一个人对周围环境的感受，不可避免地——由于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存在着精细程度的差别。这些差异，借用现代数学语言，我们可以用不同精细程度的“拓扑”来表示。此处拓扑对应着哈耶克所说的“分类”或“概念分类”。任何一项感受，假如它可被纳入一套比较粗略的拓扑的某些概念集合A，那么，它必定可被纳入另一套更精细的拓扑的某些概念集合B并且B是A的子集合。反之则不必然。由于集合论语言的普适性，这一拓扑学的描述远比哈耶克原来的描述更容易与当代的社会科学结合，形成学术话语体系。
行为，对人类而言，是必须要有意义的，否则就陷入癫狂。就个体而言，如前述，脑对世界的分类（或拓扑）有精细与粗略之差别。但是，我们不认为精细的拓扑必定比粗略的拓扑更能适应人类生存环境。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必须同时保有不同精细程度的头脑，才可最大限度地适应和发展。
基于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或多或少精细了的分类模型，每一个人的行动，仅在他的分类模型之内，具有了“意义”——即过去的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各种可想象的后果。此处，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是休谟所谓“因果性联想”，也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因果关系”。这是人类的不论何种理性的基础，没有因果关系，任何一种理性都不可能有意义。
但是，如怀特海所言，在任何理解之前，必须先有表达和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怀特海的定义是：当感受到某种冲动以致非要表达不可，此种感受便具有了重要性。所以，重要性与表达，二者可以相互解说。表达，可因头脑里形成的用来对世界加以分类的拓扑结构的精细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
在演化认识论视角下，每一个人的认识都遵循“简约—复杂—简约”这样的循环上升。例如，在更高的简约层次上，杜威曾这样解释逻辑学的“分析”概念和“综合”概念：所谓“分析”，就是强调某些因素同时忽略某些因素。所谓“综合”，就是将某些因素恰当放置于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网络之内。
不论如何，每一个人的头脑，只能理解那些已经被表达给头脑的重要性。注意，心理学研究早已表明，更多的重要性，其实无法被表达，它们是潜在的，是无意识的。唯其如此，柏格森和怀特�